《金瓶梅》产生的年代有两说：一为“嘉靖说”，一为“万历说”。“嘉靖说”最早，廿公跋已说“为世届时一巨公寓言”①，沈德符《野获编》指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②，屠本畯也称“相传为嘉靖时”为陆炳诬奏沉冤者“托之”③。吴晗根据书中提到的一些财经、文化、宗教材料，如朝廷向“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佛教盛衰、太监焰炽、小令流行等等，断定“《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④吴说甚辩，然所据多属评估性社会资料，在时间上颇有弹性，并不能完全推翻“嘉靖说”。现在笔者也来凑个热闹，试图提出一些新的材料，看能否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金瓶梅词话》本为“打谈的”的底本，这些说书艺人在淮安、临清、扬州、济宁等运河大码头上演唱。明清两代，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国家财用兵食之所需，均取资江南，靠漕运转输。但运河也是一条极脆弱的水道，既受自然旱涝的影响，更受黄河水患的侵扰。统治集团为保持漕运畅通，花了庞大人力物力来治理运河。《金瓶梅》的作者对明代后期运河的情况相当熟悉，书中的“清河”，应是运河边上的城镇。《金瓶梅》虽“以宋写明”，但反映的运河是作者生活时代的运河而不是宋运河，《醒世姻缘传》的故事托始于正统、成化间，第三十回作者写宝光和尚从北京回常州原籍，却谓在“张家湾上了船”，“船过了宿迁，入了黄河”⑤。运河从宿迁入黄，是明万历三十三年李化龙凿成泇河新运道以后的事，而这以前是在茶城和徐州。我们据此可肯定，作者写此书时，必定在明万历三十三年以后。我们是否也可以从《金瓶梅》有关运河的描述，找出确定其写作年代的证据呢？《金瓶梅词话》第六士六回，安忱以工部主事(正六品)督运皇木，一年届满，升都水司郎中(正五品)，奉敕修理河道。第六十八回过清河造访西门庆，西门庆恭维他“荣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河治之功，天下所仰！”安忱却大呻河防之难：
“
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况此民穷财尽之时。前者皇船载运花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困弊之极；而今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带，皆毁坏废北(汜)。南河南陡(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贼盗梗阻，财用匮乏，大覃神输鬼没(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⑥
”
载运花石，毁闸折坝，见本书第六十五回《宋御史结豪请六黄》，是北京末年故事，与明无涉。但其中提到的“新河”和“南河南徒”，却大有干系。“新河”之凿成和“南河南徙”，都在嘉靖以后。明清漕运，威胁最大的是黄河。从山东济宁至茶城一段运道，因接近黄河，常因黄河东决而淤塞。从茶城到清口五百多里运道，黄河也就是运河，一旦黄河决口，运道即“淤沙无水”。明中叶以后，河臣们逐渐认识到，要保持漕运畅通，就要尽量避开黄河，实行“避黄行运”和“黄运分道”。运河的改道工程，从明嘉靖开始，到清康熙中完成，一共三期，第一期工程，就是隆庆初完成的“新河”。明隆庆以前，黄河多决河南、山东间曹县、单县、沛县、城武一带。徐州至张秋一段运河，时常淤塞，成为漕运的瓶颈。嘉靖七年，为“避黄行运”，廷议南起留城，北至南阳，沿昭阳湖东丘陵边缘，另凿一条新的河道。但开工不久，即因旱灾而停止。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大决沛县，漫昭阳湖，运道淤塞百余里。督理河漕尚书朱衡巡行决口，发现原运道已成陆地，而嘉靖七年所开凿的新河道“故迹尚在”，因地势较高，未受影响，乃决定继续开挖。隆庆元年“五月己未，新河成”⑦。“新河自留城而北，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杨庄、朱梅、利建七闸，至南阳闸合旧河，凡百四十里有奇。”⑧(参附图一)
①隆庆元年凿成之新河示意图
（采自水利出版社《黄河水利史述要》）
这段河道当时人称“新河”，或加上地名叫“夏镇新河”、“南阳新河”，或加上人名叫“朱尚书新河”。新河凿成，是漕运一大成就。徐阶撰《新河记》，李攀龙、王世贞、贾三近等均有诗志庆。⑨新河既成，运道大通。安忱提到的鱼台、(徐)沛、沽头，均在旧河。隆庆元年，“移沽头主事于夏镇驻扎，管理新河一带”⑩，旧河后即渐废圮。《金瓶梅》此处尚新旧河并提，可见写作时间距新河之成不会太久。万历间又自新河夏镇(村)南之李家港至邳州直河口，凿成二百六十里新河道，这是“脱黄”的第二期大工程，第三期工程是康熙间凿成的自骆马湖经宿迁、桃源到清河的一百八十里的中运河。
第一，指从清口至瓜洲、仪征这一段江北运河。
《明史·河渠志三》：淮、扬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谓之转运河；而由瓜、仪达淮安者，又谓之“南河”。
由黄河达丰、沛，曰中河。由山东达天津，曰北河。由天津达张家湾，曰通济河。而总名曰漕河。11
由瓜仪至淮安这段运河，官方称为“南河”，民间则称为“里河”或“里运河”。明代为确保漕运畅通，将运河分段管治，最初大概只分南北，自丰沛以北为“北河”，以南至瓜、仪为“南河”。后来又将清口至丰沛一段，划出为“中河”；天津以北为“通惠河”(即通济河)。据《南河全考》，正德间，始设置总理河道大臣，“其沿河分理河务，则有工部郎中三人：北河张秋一，中河吕梁一，南河高邮一。又通惠(河)员外(郎)一人。”12为《金瓶梅》写序的谢肇淛，万历四十一年，即以工部郎中视河张秋，著有《北河记》及《北河记余》，相当于安忱的角色。管河郎中三年一任，皇帝赐与敕书。安忱所言，与史合。南河郎署原设萧县，正德元年移高邮。万历五年，划分出中河后，南河所辖区包括淮安府之清河、山阳、安东、盐城，凤阳府之泗州、盱眙，以及整个扬州府。所以南河郎署所辖，不仅是苏北运河，还包括从清口到海口这一段黄河及从泗州到清口这一段淮河。
天启《淮安府志·河防》：“南河，即泗州来淮河。”13“南河”是相对“北河”说的，“北河，即今外河”14。“外河”又是相对“里河”说的，《明史·河渠志三》：“明初运粮，自瓜、仪至淮安谓之里河，自五坝转黄河谓之外河”15。谈迁顺治十年赴京，其《北游录·纪程》云：八月丁卯，晡后放舟渡淮河。“淮自泗州龟山，萦回至此入于海。出泗州曰南河，宋入汴故道也。出清口曰北河。”16说得尤其明白。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东经凤阳、泗州，转东北越山阳、清河趋安东入海。泗水发源于山东泗水县，自济宁、徐、邳经清河入于淮。会合口古称泗口，即后来的清口，又称清河口。泗水虽为淮河支河，古代在南北交通上却极具重要性。《禹贡》已淮泗并称：“浮于淮泗，达于河(黄河)”；“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由于这两条河一从西南，一从西北交会于淮安郡北，所谓“淮泗环带于西北，湖海设险于东南”17，淮扬地区居民，特别是山阳、清河一带的居民，便合称淮、泗为“两河”，分称“南河”、“北河”。及黄河夺泗，仍此旧称。在厘定“南河”所指之后，安忱所说“南河南徙”的“南河”，应是指从泗州至清口这一段淮河。所谓“南徙”，是指淮河原出清口东北经云梯关入海，改变为东南从运口和高堰倒灌运河和山阳及高宝诸湖。在淮、泗安流时期，淮河是主河，而且淮泗都是清水河(故泗口称“清口”)。但自金昌明中黄河南徙，全河夺泗入淮，夺淮入海，两河的关系便开始改变。第一，黄河流量大，水势急，清口以下黄淮合流，黄强淮弱，黄河是主河，淮河变成支河。第二，黄河是浊河，夹带大量泥沙，淮河自清口以下，也变成浊河。由于黄强淮弱，淮水不能畅出清口；加以淮清黄浊，黄河的淤淀比淮河快，黄河水涨即倒灌入洪泽湖。造成清口和运口的淤浅。淮水既不能从清口顺畅排泄，于是汇潴于湖。据说在弘治以前，淮河与洪泽湖还是分开的，后来连成一片，湖区迅速扩大，水面日益增高，到了万历五年，淮河终于被迫南徙。关于此事，万历五年六月，督漕侍郎吴桂芳曾奏报朝廷：淮水向经清河会合黄河趋海。自去秋河决崔镇，清河一带正河淤淀，淮口梗塞。于是淮弱河强，不能夺草湾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横灌山阳、高、宝之间。向来湖(洪泽)水不逾五尺，堤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过之，此从来所未有也。18“
淮泗之水原从清口会黄河入口，今不下清口而下山阳，从黄浦口入海。浦口不能尽泄，浸淫渐及于高、宝邵伯诸湖，而湖堤尽没。则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
淮泗之入湖者，又缘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缘黄河淤淀日高，淮水不得不让河而南徙也。
盖黄水并力敌黄，胜负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废坏，而清口之内旁通济闸又开朱家等口，引淮水内灌，于是淮泗之力分，而黄河得全力制其弊，此清口所以独淤于今岁也。19
”据《明史·五行志一》：“万历五年闰八月，徐州河淤。淮河南徙，决高邮、宝应诸湖堤。”20(参附图二)
②万历十年以后，黄淮运交汇处示意图
(采自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
官方文书称“淮河南徙”，当地老百姓则称“南河南徙”，天启《淮安府志》云：由于“北河黄流入口”，清口淤塞，“而南河北趋之势，反却流而南。夫南河，主也；自黄河南溃，而北河始大。又使南河却流，变同趋于海之性而同注于漕渠。”又云：“嘉靖以前，水由里河出清口而入外河，形势内高，故建新旧清江等闸，蓄高、宝诸湖清水济运。既而黄流淤垫，河身日高，水由外河进清口而入里河，故淮城、高、宝常患泛滥，而三闸反为塘水之关，是水反注而闸亦反用也。”21这是淮河南徙的淮安版本的叙述，黄、淮则“南”“北”对称，黄运则“黑”“外”对称。《金瓶梅词话》的作者采用淮安地区的习惯称呼，称“南河南徙”而不称“淮河南徙”，对我们判断书中的清河，究竟指南清河还是北清河，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南河承受上游诸水而无出口，洪泽湖水面日高，西浸泗州明朝祖陵，东破高堰横灌山阳、高宝，威胁百万生灵，造成极棘手的局面。这也就难怪安忱慨叹“纵有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当时礼科左给事中汤聘尹倡议“导淮入于(长)江”21，后潘季驯采取高筑堤的办法，进一步提高洪泽湖水位，使南河复出清口，“淮扬免于水患者十余年”，但问题并未解决，清廷也为南河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康熙中，泗州为洪泽湖淹没。乾隆以后，黄淮益内灌，全淮由高邮湖及运河注入长江，真正完成了“南河南徙”。“新河”的凿成和“南河南徙”，是明中叶以后河运史上的大事。《金瓶梅词话》提到这两件事，说明词话的成书，必在嘉靖以后，其上限不能早于万历五年八月，可作定论。这里顺便提一下，《金瓶梅》提到的凌云翼，于万历八年六月以兵部尚书总督漕运，并接潘季驯兼督河道，完成潘氏经理河工的扫尾工作。万历十年春，开永济新河四十五里，起淮安城南窑湾，经扬家涧达武家墩，合通济闸出口；更置龙汪、永清、窑湾三闸以备清江浦之险，颇有功于漕运。不知《金瓶梅》的作者是不是因此记住这个人，信笔写入书中。果尔，则《金瓶梅词话》成书的上限，还可移后五年，定在万历十年。
[注释]
①《金瓶梅词话》第1卷卷首，日本大安株式会社1963年版。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652。
③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页87，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吴晗《论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胡文彬、张庆善编《论金瓶梅》
页28、40，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⑤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34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页448。
⑥同①，第4卷，页257。
⑦谈迁《四榷》卷65，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页4055。
⑧《明史·河渠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2088。
⑨于慎行编《兖州府志》卷42、7、9，齐鲁书社1985年影印万历24年刻本。⑩傅洪泽编《行水金鉴》卷265，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清淮扬官舍绣梓本。
11同⑧，页2078。
12《行水金鉴》卷165引，同⑩。131420宋祖舜、方尚祖天启七年纂修《淮安府志》，卷24，《河防·总论》，据美国国会图书馆显微胶卷。
15同⑧，页2094。
16谈迁《北游录》页24，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17同18，卷2。
18《明神宗实录》卷63，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刊本，1966年版，页1410、1411。
19同18，卷67，页1463。
20同⑧，页452。
22同⑦,页4317。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90，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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