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上）
一、问题的提出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这无异指出并充分肯定世俗中的普通人物成为长篇小说的主角创始于《金瓶梅》。
所谓人情小说，就是近代小说，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以各个阶级阶层的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作为题材。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隶属于社会中的特定阶级和阶层，也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他们是具有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的人物，往往被赋予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智慧、道德、才能或美貌。
可以说，他们原本就不是现实社会中的实有人物，或虽是现实社会中的实有人物但已美化失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加以神化。
四大奇书套印本
当然文学艺术相当复杂，这些名著中的人物(神魔），由于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实有人物的思想感情、个性和行动，因而成为光辉夺目的典型形象，但他们毕竟有别于按照普通人的面貌而塑造出的、后来小说中的典型形象。
《三国》是历史演义，作者对史实可以有所剪裁和选择，而不能任意虚构和改变。
《水浒》至今留下《武十回》《宋十回》大段拼接的痕迹。
《西游记》大闹天宫和取经前后两截，而八十一难依次铺叙。
就艺术结构而论，上述三部名著都是单线发展型式，而《金瓶梅》则另辟蹊径，结构错综复杂，曲折多姿，令人耳目一新。
迟于《金瓶梅》很久，早于《红楼梦》不多的另一长篇小说《儒林外史》，鲁迅对它评论说：“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它不失为优秀的讽刺作品，但对长篇小说体制的完善，没有作出自己的贡献。
如上所述，《金瓶梅》在小说艺术的两个主要方面(人物和结构）都成为《红楼梦》的先驱。
在《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曾出现别的长篇小说，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绣榻野史》《禅真逸史》和《醒世姻缘传》等，它们由于各自的局限性，都难以作为《红楼梦》的借鉴。
曹雪芹倒是借书中人物贾母之口指责过它们之中某些作品的缺点。
《红楼梦》书封
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都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但两者有一区别：
某一时代的自然科学成就被后来的发展超过之后，即不再具有现实意义，除了科学史研究者外，后人不会对它们发生持久的兴趣。
文学艺术则不然。早期的创作方法、艺术手段可以被后辈视为幼稚、陈腐而被忽视，但古代文学艺术的杰作则具有永久的感染力。
《三国》《水浒》《西游》的质朴的表现技巧变得过时是一回事，作为艺术作品它们仍然得到后代读者的喜爱是另一回事。
不能据《三国》《水浒》《西游》的优秀艺术成就而否定它们表现技巧的相对原始质朴；肯定《金瓶梅》对它们后来居上的重大发展，并不等于认为《金瓶梅》比它们中的任何一部更好。
从长篇小说名著自《三国志演义》到《红搂梦》的排列顺序不难看出，《金瓶梅》是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必要环节，承先启后，不可或缺。考查它的成书过程、创作年代和作者，对了解中国小说发展史的真实面貌有着重大意义。
从明清笔记、书信、野史的记载，近代从鲁迅、郑振铎、吴晗等开始的研究以至今日，《金瓶梅》的成书有个人创作和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两说；
创作年代有早在嘉靖迟到天启的不同说法，相差六十至八十年之久；作者籍贯有南北二说；
作者或写定者的主名至少有王世贞、李开先、薛应旗、赵南星、汤显祖、屠隆、贾三近、沈德符、李渔等说法。
本文作者曾在《杭州大学学报》发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1980年第 1期）和《金瓶梅成书补证》(1981年第1期），提出《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李开先是它的写定者。
分别地说，这两个说法都不始于本文作者。
书 笺
李开先说最初见于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初版第949页：
《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都无可查考。不过，从《金瓶梅》里可以看出：作者十分熟练地运用山东方言，有是山东人的极大可能，兰陵正是山东峄县的古称；
作者异常熟悉北京的风物人情，许多描叙很象是以北京做为背景，作者不仅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才能，而且详知当时流行在城市中的各种文艺形式和作品，如戏剧、小说、宝卷和民间歌曲之类。
同一页的脚注又说：
《金瓶梅词话》本欣欣子所载序文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实际上，欣欣子很可能也是笑笑生的化名。
另外，有人曾经推测作者是李开先(1501—1568），或王世贞(1526—1590），或赵南星(1550—1627），或薛应旗(1550前后），但是都没有能够举出直接证据，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
该书未作任何论证，在1979年重印时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这句话删去。
1962年版
主张《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始于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1954年8月29日《光明日报》），随即受到徐梦湘的批评，题为《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见该报次年4月17日。
潘开沛没有提出答辩，以后也没有就同一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将以刊于《杭州大学学报》的两篇旧作为基础，加以完善、补充和适当的修订。
对王世贞、屠隆、汤显祖和沈德符创作《金瓶梅》的四种不同说法，本文作者已经有专文提出质疑，这里不重复。
仅仅就作者籍贯为兰陵(山东峄县和江苏武进）作猜测而提不出确凿论证的，本文存而不论。
当各家不同说法所提的论证和本文有抵触时，将提出必要的答辩，以示对前辈和同行的辛勤劳动的尊重和重视。
1979年版
二、《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
《金瓶梅》的现存最早版本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名《金瓶梅词话》。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将《金瓶梅》列于词曲之下，可见他对词话二字的重视。
明清两代的研究者都不知道董解元《西厢记》是什么文体，六十多年前王国维才考查出它是诸宫调。
其实作品一开头就说得很清楚：“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简单明白，简直不需要论证。《金瓶梅》的情况与此相似。
历来认为《金瓶梅》是作家个人创作，而它现存最早的刻本却叫《金瓶梅词话》。
问题不在于标题上增加或减少两个字，这也许可以由书贩随意改动；问题在于它大约七十万字的本文都可以证明它是词话，不是个人创作。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董解元西厢记》书封
“词话”这个名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生疏。关汉卿《救风尘》杂剧第三折第二支〔滚绣球〕说：“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
《元史》卷一○五《刑法》四《禁令》：“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可见这种说唱艺术曾经风行一时。
有词有话，即有说有唱。词，泛指诗、词、曲等韵文而言。《金瓶梅》以词话为名，不会是什么人糊里胡涂加上去的。[1]
如果以现存《大唐秦王词话》同《金瓶梅》相比较[2]，可以看出两者体裁极为相似。
韵散夹用，散文多于韵文。每一回起讫都是韵文。《金瓶梅词话》正文前有两组词，前一组四首《行香子》自述，后一组是酒色财气《四贪词》(《鹧鸪天》），它也是韵散夹用，每回起讫都用韵文。散文多于韵文的情况应是写定者改编的结果。
现在大家都承认《大唐秦王词话》是根据说唱艺术的底本而写定的，是一种词话，同时却又认为同样体裁的《金瓶梅词话》是作家个人创作，这岂不是前后矛盾吗？
只要不被旧说所蒙蔽，这原是容易想通的道理。
《大唐秦王词话》 （明）诸圣邻 著
从《金瓶梅词活》本身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不是作家个人创作。即使后来写定者作了极大改动，以致他的加工使得原有词话的面目全然改观，他也不可能把说唱艺术的痕迹删除净尽。只要不为先入之见所左右，这原来不难发觉。例证如下：
(一）《金瓶梅》每一回前都有韵文唱词。
以前十回为例，第一、三、五、六、九、十等回都以说唱中常见的劝世、说教为内容。如第一回：
词曰：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以上十回前的韵文虽以劝世、说教为主，但也往往连带交代了正文的内容情节，如第六回：
可怪狂夫恋野花，因贪淫色受波喳。亡身丧命皆因此，破业倾家总为他。半晌风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须夸。有朝祸起萧墙内，亏杀王婆先做牙。
这一回的题目是“西门庆买嘱何九，王婆打酒遇大雨”，上引韵文的末两句说的正是正文的内容。
第二、八两回前的韵文则以介绍情节为主，以第二回为例：
月老姻缘配未真，金莲卖俏逞花容。只因月下星前意，惹起门旁帘外心。王妈诱财施巧计，郓哥卖果被嫌嗔。那知后日萧墙祸，血溅屏帏满地红。
第七回前的韵语比较特殊：
我做媒人实可能，全凭两腿走殷勤。唇枪惯把鳏男配，舌剑能调烈女心。利市花红头上带，喜筵饼锭袖中撑。只有一件不堪处，半是成人半败人。
分明是说唱艺人假托媒婆的声口，现身说法，目的还是在于劝世，在形式上却带有更鲜明的说唱艺术的特色。
《金瓶梅》人物画
以上十回正文之前的唱词，除第一回是《眼儿媚》词，第十回是五言八句外，其余八回都是七言八句。
(二）大部分回目以韵语作为结束，分明也是说唱艺术的残余。
试以第二十回的结尾为例：
正是：宿尽闲花万万千，不如归去伴妻眠。虽然枕上无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钱。又曰：女不织兮男不耕，全凭卖俏做营生。
任君斗量并车载，难满虔婆无底坑。又曰：假意虚脾恰似真，花言巧语弄精神。几多伶俐遭他陷，死后应知拔舌根。
(三）小说正文中有若干处保留着当时词话说唱者的语气，和作家个人创作显然不同。
如第三十五回：
那小厮千不合万不合叫书童哥，我有句话儿告你说：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轿子，在路上好不学舌……
第四十一回：
看官听说，今日潘金莲在酒席上，见月娘与乔大户家做了亲，李瓶儿都披红簪花递酒，心中甚是气不愤……
这两段都兼有唤起听众注意的作用，分明是说唱艺术的特有手法。
绘画·弹词说唱潘金莲
(四）第八十九回吴月娘、孟玉楼上坟，哭亡夫西门庆，各唱〔山坡羊〕带〔步步娇〕曲，春梅、孟玉楼哭潘金莲也各唱〔山坡羊〕一支。
第九十一回李衙内打丫头玉簪儿，玉簪儿唱〔山坡羊〕诉苦。作为作家个人创作，这就难以理解。
(五）小说几乎没有一回不插人几首诗、词或散曲，尤以后者为多。
有时故事说到演唱戏文、杂剧，就把整出或整折曲文写上去，而这些曲文同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并无关系。
第七十三回王姑子宣卷所说的故事即采用《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这是说唱艺人以多种艺术形式娱乐观众的一种方法。
有的韵文特别俚俗，这虽然和小说写定者的爱好及趣味有关，但在说唱时却首先为了满足城镇听众的需要。
试以第三十回中的一段为例。
蔡老娘道，你老人家听我告诉：我做老娘姓蔡，两只脚儿能快。身穿怪绿乔红，各样髻歪戴。嵌丝环子鲜明，闪黄手拍符。入门利市花红，坐下就要管待。不拘贵宅娇娘，那管皇亲国太。
教他任意端详，被他褪衣划。横生就用刀割，难产须将拳揣。不管脐带包衣，着忙用手撕坏。活时来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因此主顾偏多，请的时常不在。
(六）全书对勾阑用语、市井流行的歇后语、谚语的熟练运用，有的由于在一般戏曲小说中罕见，现在很难精确地解释。
它对当时流行的民歌、说唱以及戏曲的随心所欲的采录，使得本书成为研究明代说唱和戏曲的重要资料书。
如果不是一度同说唱艺术发生过血缘关系，那是难以说明的。
(七）从风格来看，行文的粗疏、重复也不象是作家个人的作品。
作家个人创作也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方式却不会如此。
下面举几个具体例子：
甲、全书对西门庆多少是带着批判的角度来写的，而第五十六回却说：“西门庆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都是赞叹他的，这也不在话下。”前后文明显地不相对应。
乙、卧云亭下玩花楼边，潘金莲撇下月娘等人独自在假山旁扑蝶为戏，她和陈经济调情的话以及陈经济上前亲嘴被潘金莲推了一下跌倒的情节，第十九回和第五十二回竟然有一半相同。
连清曲〔折桂令〕也只有个别文字出入。同一作家在同一作品的后半部居然抄袭前半部的一段文字，这是难以想象的。
丙、第十四回，李瓶儿将三千两大元宝私交西门庆。“西门庆道：只怕花二哥来家寻问怎了？妇人道：这个都是老公公在时梯己交与奴收着的，之物他一字不知，大官人只顾收去。”
后来，“花子虚打了一场官司出来，没分的丝毫，把银两房舍庄田又没了，两箱内三千两大元宝又不见踪影，心中甚是焦躁。”
他和瓶儿吵架，从瓶儿话中看来，丈夫又是知道这一笔财物的。
小说情节的微细处不相衔接，就是在现代名家笔下也在所难免，但是不会有这种两段文字相隔不远，一看就能发现的漏洞。
戴敦邦绘·花子虚
丁、第七十二回：“西门庆头戴暖耳，身披貂裘，作辞回家。到家想着金莲白日里话，径往他房中。”“白日里话”，前文全未提起。
戊、小说中多次出现“六黄太尉”(如第五十一回、第六十五回）。
这个称号又见于《大宋宣和遗事》，它的来由，原来词话中应当有所交代，当时没有将它写进小说，现在成为不解之谜。
这正和《水浒传》第八十九回称宋徽宗为童子皇帝，而不说明原因一样。在文人创作的作品里，这种不明不白的词汇而不加解释是难以想象的。
己、第五十四回结尾，西门庆已经差人送任医官回家，并且从他那里取了药，第五十五回开头，任医官却还在西门庆家谈话。
庚、第九十一回写明潘金莲房中的螺钿床已经送给孟玉楼作陪嫁，而第九十六回吴月娘却说：“也是家中没盘缠，抬出去交人卖了。”她告诉春梅只卖了三十五两银子。
辛、西门庆已经转生为他自己的遗腹子孝哥儿，这在第一百回有明白的描写，而同一回却又说西门庆托生为东京富户沈通的次子。
壬、第十八回陈经济和潘金莲初次见面时，小说写道：“正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
当时潘金莲二十七岁，第八十七回她被害时三十二岁。她们之间只有五六年“恩爱”。这句话可能表明在原来的传说中有一个分支，潘、陈的结局和今本大异。
癸、第七十回，西门庆差人到怀庆府(今河南省沁阳）林千户处打听官员考察后的迁谪消息，接着晋京又路过该地。
按，西门庆在山东官场交游甚广，在此之前他已在家接待了六黄太尉和山东省巡抚以下的州府主要官员，为什么他不在本地或本省别处查阅这样一份政府公报而舍近求远，派人到怀庆府？
怀庆在黄河以北，远在宋朝京师汴京之西。由山东晋京而路过怀庆，那不是顺道，而是绕了远路。
可以想见在原来的传说中怀庆府林千户当有另外的情节和西门庆故事相关，后来被淘汰了。
书影
(八）就小说主要人物的年龄和重大事件的年代来说，《金瓶梅》有时颠倒错乱十分严重。
如第十回介绍李瓶儿的出身：
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书同夫人在翠云楼上，李逵杀了全家老小。梁中书与夫人各自逃生。这李氏(瓶儿）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妈妈走上东京投亲。那时花太监由御前班直升广南镇守。因侄男花子虚没妻室，就使媒人说亲娶为正室。太监在广南去，也带他到广南，住了半年有余。不幸花太监有病，告老在家。因见清河县人，在本县住了。如今花太监死了……
根据同一回的交代：“花二哥他娶了这娘子儿，今不上二年光景。”按说此时至少应该是政和五年，但上面那段引文记载的事情却明明白白发生在政和三年一个秋天月夜之前。
第一回故事发生在政和二年，武松说自己二十八岁，潘金莲说：“叔叔到(倒）长奴三岁”，是二十五岁。
第二回转入政和三年，潘金莲的年龄仍然是二十五岁。
第四十八回按照小说的前后文编年，写的是政和七年(1117）的事，官哥不到周岁，而小说第三十回却清楚地写出官哥出生于宣和四年(1122）。这就出现了岁月倒流的奇迹。
第七十回甚至说：“果到宣和三年徽钦北狩，高宗南迁。”完全离了谱。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年代偶有出入并不罕见，但是象《金瓶梅》那样明摆的错乱，如果出现在前后文一气呵成的某一文人笔下，那是难以想象的。
(九）《金瓶梅》以北宋末年作为时代背景，它的不少篇幅涉及当时的朝廷政治。
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参劾提刑官，蔡大师奏行七件事》，它把蔡京在崇宁三年(1104）的罢科举和更盐钞法以及晚在宣和六年(1124）的免夫钱都写在同一年之内。
作为小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完全按照史实前后加以编排，可以写正史的本纪和《通鉴》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却写不成小说。
同样，奸臣王黼为“盗”所杀，不妨改写成明正典刑。但在文人笔下不会出现正邪颠倒的情况，特别在万历后期东林党形成前后。
《续通鉴纪事本末》
❤❤据《续通鉴纪事本末长编》卷五十二，宇文虚中之兄粹中是蔡京的甥婿，《金瓶梅》第十七回宇文虚中却弹劾蔡京“憸邪奸险”“寡廉鲜耻”，被表扬为小说中少见的忠臣之一。
理学家杨时，是南剑将乐人。明末的东林党就以他曾讲学的书院而得名。他继承程颐的道统，上章抨击蔡京。
《金瓶梅》第十四回却说：“这府尹名唤杨时，别号龟山，乃陕西弘农县人氏。由癸未进士升大理寺卿，今推开封府里，极是个清廉的官。况蔡大师是他旧时座主，杨戬又是当道时臣，如何不做分上。”
小说写到宋代某些历史事实非常准确，如第三十回来保任命为山东郓王府校尉。郓王府只在书中所写的宋朝才有，元、明两代都已经废止。
为了小说情节的发展，来保做任何官职都可以，不必细考事实到如此谨严的地步。这不会是作家个人据书考证的结果，而是和当时距离书中事实不远时流行的传说有关。
如果是出于如此细心的作家笔下，那么象第六十五回说的“咱山东一省也响出名去了”的话就难以想象了。
“山东一省”这概念只有明代以后才有。山东在宋代叫京东路，在元代称腹里。元代的山东东西道宣慰使不包括小说写到的旧东平府所在的今鲁西一带
(十）浦安迪教授曾指出《金瓶梅》的结构也有《水浒传》那样以十回作为一个大段落的倾向。
蒲安迪 著
上面列举十条例证，最重要的还在下面。
《金瓶梅》引用前人词曲和杂剧、传奇、话本次数之多，篇幅之大，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韩南教授的论文《金瓶梅探源》最为完备[4]。
此文指出九种话本和非话本小说的情节曾被《金瓶梅》所借用或作为穿插(具体论述见后）；
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多次大段地被《金瓶梅》引用，有的作为唱词，有的作为正文的描写或叙述之用(具体论述见后）；
另外引用套曲二十套(其中十七套是全文）、清曲一百零三首。它们大都散见于《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吴歈萃雅》等曲选中。
宋元以来书会才人、说唱艺人为演出而编写的演出本、唱本、话本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前人的作品为基础，作出或多或少程度不等的修订。
就某一作家说，他的工作只是编写整理；就某一作品经许多世代的作家之手，由原始到成熟、由粗而精的过程来说，却是创作，本文称之为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
在这一种类型的戏曲小说中不存在摹仿或抄袭的问题。人人都可以摹仿或抄袭前人的作品，同样也可以增删修改前人的作品。
著名元代杂剧作家郑德辉不妨创作一个简本《西厢记》即《梅香》，另一名家白朴则改编一本《东墙记》。
《元代杂剧全目》 傅惜华 著
他们在当时只会受到赞扬，而不是批评。《赵氏孤儿》可以和结构近似的《抱妆盒》同时并存。
《三国》的张飞、《水浒》的李逵、《说唐》的程咬金身份不同，各有自己的特色，而又有近似之处。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独特成就以及它的常见的雷同因袭的缺陷，都可以在它独特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去理解。
个人创作出现明显的抄袭现象，那是不名誉的事。象《金瓶梅》第九十回借用话本《杨温拦路虎传》，只是用作吴月娘等妻妾清明上坟回家途中孟玉楼和李衙内邂逅时的景物描写。
擂台比武改作江湖卖艺，具体情节完全不同。除了山东夜叉李贵一个人名和外号外，其它都没有借用。
作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姓名和外号改了，丝毫无损作品的价值而免去因袭的痕迹。然而作者没有这么做，作为个人创作这是很难理解的。
如果说这个人名和外号有什么魔力，以致在第九十九回完全和这个话本无关的情节中也要借用一下：当虞候李安和人相打时，他就说：“我叔叔有名山东夜叉李贵。”
这是因为说唱艺术有一个特点，主角相同或时代、地点相近的同类故事在听众的心理上自然地成为另一故事的背景。
应该指出《金瓶梅》所引用的上面这些片段并不足以构成小说的精彩段落，它们在原作中本来平淡无奇，并不吸引人(只有一篇例外，见后文）。
无论从严肃的艺术角度或某种特殊的癖好来看，《金瓶梅》毕竟有不少独到的篇章。作者能够无所依傍地创作这些篇章，而对那些平庸的、对小说无关紧要之处反倒要借用别的作品，这是很难理解的。
只有认识到，作为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不同作品在流传过程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已成为习惯，甚至成为难以避免的情况，《金瓶梅》的上述现象才能得到说明和理解。
《戏曲杂记》 徐朔方 著
《金瓶梅》借用的话本和非话本小说列举如下(括号内是《金瓶梅》的相应回目）：
(一）《刎颈鸳鸯会》(第一回）
(二）《戒指儿记》(第三十四、五十一回）
(三）《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第七十三回）
(四）《杨温拦路虎传》(第九十、九十九回）以上见《清平山堂话本》
(五）《西山一窟鬼》(第六十二回）
(六）《志诚张主管》(第一、二、一百回）以上见《京本通俗小说》
(七）《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第九十八、九十九回）见《古今小说》
(八）日本蓬左文库藏《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象百家公案全传》(第四十七、四十八回）
(九）《如意君传》《阃娱情传》(第二十七回）
上述各例中，五戒的故事已确定比《金瓶梅》早，它只作为书中人物讲说的一个佛教故事插入小说中，和先后继承关系无关，可以不加讨论，
(四）(五）关系最少，简直可以不算在内，(二）(八）作为插曲，同全书结构也很少有关系，其余四例为《金瓶梅》提供了情节，甚至有较长的段落文句也很少改动，应该特别加以重视。
许多学者指出《水浒》以及上述话本、非话本小说同《金瓶梅》的雷同或蹈袭是一前一后的继承关系，即《金瓶梅》在借用《水浒》以及上述话本、非话本的部分情节或片段以完成作家的个人创作。
有的研究者把《金瓶梅》的这种创作方法形象化地比喻为镶嵌艺术（mosaic），有如中国古代的集句，纯用前人的现存诗句拼凑成一首新作。这甚至比创作更困难。
然而《金瓶梅》的情况与此大异。
镶嵌艺术或集句，其组成部分无论精彩或平庸拙劣，都采取现成材料，而本文前面已经指出《金瓶梅》所采用的只是它的平庸部分，艺术上成功的描写都是它的创作。
这就远不是“镶嵌”所能解释得了的。
既然这些学者承认“镶嵌”比创作还困难，而《金瓶梅》得之于它的又不能构成全书的精彩部分，那么作者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吃力不讨好的“镶嵌”手法而不自行创作呢？
只要坚持《金瓶梅》是借用《水浒》以及上述话本、非话本的部分情节或片段而完成作家的个人创作这迄今流行的观点，《金瓶梅》成书的真实情况就得不到正确的说明。
《水浒传》书封
本文的观点和他们相反。
《金瓶梅》的故事结构本身象它的题目《金瓶梅词话》那样，直言不讳地招认出它同说唱的直系亲属关系。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到二十六回，从武松打虎写到斗毙西门庆、杀死潘金莲。
《金瓶梅》写武松上酒楼寻西门庆为武大报仇，西门庆却跳窗逃走，武松一怒之下误打了皂隶李外传，因此递解孟州。
这是《金瓶梅》第一回到第九回的主要内容。到第八十七回，武松才被救回乡，杀嫂祭兄。那时西门庆已因淫欲过度而丧命了。
总起来说，《金瓶梅》第一回到第九回，加上第八十七回，大体相当于《水浒传》的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六回的内容。
《金瓶梅》所增加发展的西门庆及其它人物的故事，主要是在武松流配后到遇赦回乡前的这一段间隙内发生的。
可以设想，《水浒》故事当元代及明初在民间流传时，各家说话人在大同之中有着小异，其中一个异点，即为了迎合封建城市的市民阶层和地主阶级的趣味及爱好，西门庆的故事终于由附庸而成大国，最后产生了独立的《金瓶梅词话》。
它和《水浒》一样，都是民间说话艺人在世代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带有宋元明不同时代的烙印。
《水浒》的写定比《金瓶梅》早，但它们的前身“说话”或“词话”的产生却很难分辨谁早谁迟。
与其说《金瓶梅》以《水浒》的若干回为基础，不如说两者同出一源，同出一系列《水浒》故事的集群，包括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在内。
从某些方面看来，《水浒》中西门、潘的传说比《金瓶梅》的传说早，从另一些方面看来又可以说相反。
这是成系列未定型的故事传说，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出现有分有合、彼此渗透、相互影响的正常现象。
《新刻金瓶梅词话》书影
《金瓶梅》在多数情况下沿用《水浒》有关回目的原文。
更正确地说，《金瓶梅》和《水浒》都采用它们未写定的祖本即话本或词话系列的原文，因而产生两书重迭部分相同的一面。
后来既然发展为两部各自独立的小说，它们势必分道扬镳，因而产生两书重迭部分相异的一面。
《金瓶梅》不象《水浒》那样让武松在酒楼一举打死西门庆，而是误打皂隶李外传，因而配递孟州。
这是《金瓶梅》之所以独立成书的先决条件。
《水浒》第二十四回，西门庆自述“先妻是微末出身”，“殁了已得三年”。在东街养的外宅是唱慢曲的路歧人张惜惜、李娇娇，“现今娶在家里。若得他会当家时，自册正了他多时”。
西门庆原配亡故，他续娶的一妻和五妾中李娇儿、潘金莲已经成型，吴月娘、孟玉楼、孙雪娥、李瓶儿和通房丫头春梅未提及。
可能当时西门、潘的传说还在酝酿，也可能她们和《水浒》关系不大而被节略。
《水浒》第二十四回为《金瓶梅》的西门庆家史保存了难得的接近原始的面目。
两书重迭部分异点之所以产生，有的是《金瓶梅》独立成书所必不可少的，如上述武松为亡兄复仇而发生失误。
有的属于以讹传讹性质，和创作意图无关。如《水浒》第二十三回：武松“在清和县因酒后醉了与本处机密相争，一时间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
机密当是宋代诸军都统制属下的职名“机宜”之误，后来的说话艺人不了解，把它传作机密，在《金瓶梅》中又变成枢密，由枢密而错成“童枢密”。
堂堂枢密使童贯何至于被醉汉武松所打？因为这和《金瓶梅》关系不大，这一失误没有被发觉，也未得到纠正。
有的情节由《水浒》而《金瓶梅》经历了由简入繁的过程。如武大本无前妻和前妻遗下的女儿迎儿，这是《金瓶梅》后来加上去的。在艺术上看不出明显的得失和优劣。
又如《水浒》第二十四回：“却说那潘金莲过门之后，武大是个懦弱依本分的人，被这一班人不时间在门前叫道‘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因此武大在清和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金瓶梅》写武大搬家达四次之多。
第一次，“因时遭荒馑，搬移在清和县紫石街赁房居住”；
第二次，“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资本，移在大街坊张大户家临街居住”；
第三次，因潘金莲和张大户勾搭，大户死后，武大夫妇被逐，“又寻紫石街西王皇亲房子赁内外两间居住，依旧卖炊饼”；
第四次，潘金莲勾引子弟，武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变卖妻子首饰，“典得县门前楼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
于振民绘·武大郎与潘金莲
前面写明潘金莲已经搬出紫石街，可是西门庆勾搭潘金莲时，她却又依旧住在紫石街。
由简而繁，有时竟然不考虑先后情节是否联贯。可见小说的写定者在这些地方十分草率，加工修改反而出现新的破绽。
有的情节则《水浒》写得极差，亏得在《金瓶梅》中得到补救。
如前书第二十四回：
“那清和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那个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怀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分钱，白白地嫁与他。”
这样一个姑娘和同一回书中吹嘘自己“是一个不带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的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显然无法一致。
《金瓶梅》改为潘金莲和张大户私通，为主家婆不容而被大户“赌气倒赔房奁”下嫁武大，二人依然勾搭如故。大户死后，武大夫妻被主家婆逐出。这样就合理得多了。
有时人物形象的某一特征由于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而不得不作相应的修改。如《水浒》第二十四回，潘金莲对王婆说：“既是许了干娘(做寿衣），务要与干娘做了。将历头去叫人拣个黄道好日，奴便与你动手。”
潘金莲可说目不识丁。《金瓶梅》却在后面增加几句对话：
“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诗词百家曲儿内字样，你不知全了多少，如何交人看历日？妇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学。婆子道：好说，好说。便取历日递与妇人。妇人接在手内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后日也不好，直到外后日方是裁衣日期。”
《金瓶梅》是词话体小说，潘金莲后来写了唱了不少词曲。她自幼学弹练唱，沾受了乐户行院的风习。
这一点对她个性的形成关系密切。于是她就被写成了因特殊需要而知书识字的一个女人。
戴敦邦绘·潘金莲
如上面所列举的那些例子，由粗而精，由简而繁，都可以说明《金瓶梅》比《水浒》后起，哪怎能说两书的前身“说话”或“词话”的产生难以分辨孰先孰后，甚至从某些方面看来，《金瓶梅》所依据的西门、潘的传说比《水浒》所写的还要早呢？
《水浒》和《瓶梅》的重迭部分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而关系不小的异点：前者故事发生在阳谷县，后者则在清和县。
街坊名相同，都叫紫石街。故事传说由来已久，哪怕县份不同，街坊名却轻易不得改变。
据《水浒》，武氏兄弟和潘金莲的原籍是清和县，西门庆是阳谷县的破落地主，故事出在阳谷县。据《金瓶梅》，武氏兄弟是阳谷县人，后来移住清和县，潘金莲和西门庆都是清和县人，事情就出在本地。
《水浒》和《金瓶梅》的重迭部分，后者往往袭用前者原文，连文字也很少改动。
武松的籍贯明明改为阳谷县了，《金瓶梅》沿用《水浒》的《景阳岗头风正狂》古风一首，其中“清河壮士酒未醒”原句就未作相应的修订。
那末《水浒》的阳谷县紫石街，《金瓶梅》为什么非写为清河县不可呢？
两本书都确定地把清河、阳谷两县写成毗连县份，属东平府管辖。按照历史上的政区划分，宋代有清和县及清和郡，属河北东路；元明二代只有清和县，元属大名路，明属广平府。
阳谷县地图
《金瓶梅》第十七回写道：
“话说五月二十日帅府周守备生日，西门庆即日封五星分资、两方手帕，打选衣帽齐整，骑着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往他家拜寿。席间也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一般武官儿饮酒。鼓乐迎接，搬演戏文，只是四个唱的递酒。玳安接了衣裳，回马来家。到日西时分，又骑马接去。”
提刑使、团练使是宋制，州府设分元帅府是元制，镇守某地总兵官下设守备是明制。
这一段文字不管官制怎样紊乱，可以确定的是阳谷县不可能有守备、提刑、团练等高一级的官府，而清和郡则有接近于州府的地位。
要象《金瓶梅》那样描写一个破落户发迹变泰，而和当朝宰辅发生关连，进而揭露朝廷的黑暗和腐朽，故事所在地由一个县而改变为郡，对情节的发展显然有利得多。
这是《金瓶梅》只能把故事发生地点安排在清和县而不可安排在阳谷县的原因。而《水浒》在明代写定时，可能考虑到清和县既不属山东省东平府，因而就改为东平府属下的阳谷县了。
当然这未必是说书艺人或写定者查考史籍的结果，而是原来的传说确切不移，使得《金瓶梅》的传说者或写定者不至于轻易有所改动。
就这一点而论，《金瓶梅》显然比《水浒》的重迭部分更早、更忠实于原来的传说。
那末《水浒》的西门、潘故事有没有留下较早传说的痕迹呢？第二十三回有“邻郡清和县人氏”的说法。邻郡就不是同郡。
尽管小说把清和县属东平府该管这一点写得很确定，但还是露出了一星半点真实的历史面目——清和县不属东平府该管。
据《新元史·地理志》，清和县属恩州，元初几年恩州曾一度隶属东平路。这可能是两书把清和县误以为归属东平府的来由。
《新元史》书封·书影
《金瓶梅》第十回说李逵杀了梁中书全家老小，而今本《水浒》第六十六回却说是杜迁、宋万所杀。
这可能反映了当时《水浒》话本中原有的不同家数的不同面目。否则，《金瓶梅》完全没有必要作这样的改动。
朱有炖《黑旋风仗义疏财》杂剧，宋江的上场白说：“因带酒杀了阎王婆借，被巡军拿某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营。打梁山过，有某八拜交的晁盖哥哥，知某有难，引半坡来小偻下山救某，将监押人犯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第二把交椅坐。”这和元代杂剧大体相同。
可见今本朱仝义释宋公明后直到上梁山前的情节，如宋江投奔柴进、花荣大闹清风寨等都不是《水浒》故事所固有[5]。
《金瓶梅》第八十四回《宋公明义释清风寨》和《水浒传》第三十三回雷同，很难说—定是前后沿袭，而不是互相渗透的结果。
《水浒》故事以宋江为中心的主干来源较早，后来从它那里派生了一支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原来的许多《水浒》故事又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有分有合，彼此渗透，互相交流，同时又各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的章节此早彼迟，而另外部分则可能相反。
继续渗透、交流的结果，早中有迟，迟中有早，再也分不清孰先孰后了。
《金瓶梅》和《水浒传》的关系如此，它和其它话本、非话本小说的关系也大体相似。
明·弹词女名伶画像
《西山一窟鬼》与《金瓶梅》第六十二回只有道士召请黄巾力士驱鬼的情节和描写黄巾力士的一首韵文比较相近。
这一回以李瓶儿的二十七盏本命灯被吹灭作为她死亡的恶兆，不见于《西山一窟鬼》，而源于《三国志演义》的诸葛亮之死。
《杨温拦路虎传》所写的泰安州打擂台，又见于元杂剧《刘千病打独角牛》。以上都是元明小说戏曲中的熟套，难以区分孰先孰后。
《戒指儿记》和《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象百家公案全传》中的包公案，在《金瓶梅》中作为提刑官西门庆所审理的案件，虽是插曲性质，但已经组织在小说的情节之内。
《戒指儿记》偶一提到永福寺，没有作任何渲染。这个寺院是《金瓶梅》中许多事件发生的现场之一。
如果《戒指儿记》和《金瓶梅》彼此有影响，那只能是后者在先，或者后者虽然较迟，但却较多地把它和永福寺的关系保存在词话里。
《戒指儿记》说：阮三父亲“要写起词状，要与陈太常理涉”，《古今小说》太常作太尉，可见《戒指儿记》说他名叫太常，官为丞相，都反映了当时有不同的口头本子在流传。
《戒指儿记》引用的《南乡子》词(“情兴两和谐”)见于《金瓶梅》第八十二回，又见于《国色天香》《张于湖记》及《古今小说》《任孝子烈性为神》。这是各种传说彼此渗透、互相交流的又一证明。
在《百家公案全传》之前，包公案在元代杂剧已广为流行。
屈死的阴魂在包公马前刮起一阵旋风，这一情节又见于元代杂剧《神奴儿》。《金瓶梅》第四十七四和《百家公案全传》的相应故事雷同。
“左眼眶下有一道白气，乃是死气。主不出此年，当有大灾殃。”“今后随有甚事，切勿出境。”
它和《杨温拦路虎传》的“卦中主腾蛇入命，白虎临身。若出百里之外，方可免灾”，一正一反，都是小说戏曲中的俗套。
《百家公案》 （明）安遇时编集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见于《古今小说》。它的出版略迟于《金瓶梅》成书。
即使是《金瓶梅》采用它，至少也在它未定型时，不能排除它同时也有可能接受《金瓶梅》的影响。
《刎颈鸳鸯会》卷首揭出情、色两字，又引用宋代卓田词《眼儿媚·题苏小楼》(“丈夫只手把吴钩”）。
《金瓶梅》的开头也如此。这篇平话的入话：“妾家后庭即君之前垣也。”和西门庆、李瓶儿越墙私通的情境相似。
是两家谁影响谁，还是两家共同受到《孟子·告子》“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和《登徒子好色赋》之后而产生的故事传说的影响？
平话主角“日常在花柳丛中打交，深谙十要之术”，这“十要”和《水浒传》、《金瓶梅》的王婆十条挨光计可说异曲同工。
“木边之目”、“田下之心”也是平话和《金瓶梅》以及其它小说戏曲通用的“拆字道白”。
平话中洞虚先生的卦判：“此病大分不好，有横死老幼阳人在命为祸。非今生，乃宿世之冤。今夜就可办备福物酒果冥衣各一分，用鬼宿渡河之次，向西铺设，苦苦哀求，庶有少救。”这和李瓶儿之死十分相似。
“非今生，乃宿世之冤”，平话的实际描写却是今生，而不是宿世。可见这些小说戏曲中的熟套，陈陈相因，与其说是谁影响谁，不如说是共同接受民间艺人的传统技法而产生彼此渗透、相互交流的现象。
《如意君传》书封
无名氏文言短篇小说《如意君传》和《金瓶梅》的色情描写，尤其是第二十七回，有明显的蹈袭痕迹。
这是《金瓶梅》和其它小说重迭而在某种意义上可说不是泛泛之笔的唯一例子。
另一方面，《如意君传》又和《隋唐演义》有二、三小段几乎文字全同，引录一例如下：
会高宗起如厕，媚娘奉金盆水跪进。高宗戏以水洒之曰：“乍忆巫山梦里魂，阳台路隔岂无闻。”媚娘即和曰；“未羕（曾）锦帐风云会，先沐金盆雨露恩。”高宗大悦，遂相携交会于宫内小轩僻处，极尽缱绻。
既毕，媚娘执御衣而泣曰：“妾虽微贱，久侍至尊。欲全陛下之情，冒犯私通之律。异日居九五，不知置妾身何地耶？”高宗解所佩九龙羊脂玉钩与之。（《如意君传》）
一日晋王在宫中，武才人取金盆盛水，捧进晋王盥手。晋王看他脸儿妖艳，便将水洒其面。戏吟道：“乍忆巫山梦里魂，阳台路隔恨无门。”
武才人亦即接口吟道：“未曾锦帐风云会，先沐金盆雨露恩。”晋王听了大喜，便携了武才人的手，同往宫后小轩僻处……武才人扯住晋王御衣泣道：“妾虽微贱，久侍至尊。今日欲全殿下之情，遂犯私通之律。倘异日嗣登九五，置妾于何地。”……晋王乃解九龙羊脂玉钩赠武才人。(《隋唐演义》第七十回）
《隋唐演义》没有关于武则天和男宠的猥亵描写。此书署名罗贯中原著，清初褚人穫改编。
上面引文第二句前略去“如厕”一事，取水洗手便失去缘由。剪裁失当而留下的痕迹显然可见。
未改编前的《隋唐演义》和《如意君传》的重迭部分可能会更多些。《如意君传》不是话本，成书较《金瓶梅》为早[6]，它仍然可能有某种传说或话本作为依据。
因此《金瓶梅》和《如意君传》两者成书前在流传过程中相互渗透，或它们都曾经从第三者接受某种影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隋唐演义》书封
《金瓶梅》第五十四回“（应）伯爵蹑足潜踪寻去，只见（妓女韩金钏）在湖山石下撒尿”一小段又和《隋唐演义》第三十六回“炀帝尚要取笑他（袁宝儿），只听得蔷薇架外扑簌簌的小遗声响，炀帝便撇了宝儿轻轻起身走出来”一小段雷同。
《隋唐演义》刻本在它后面将已经刻成的五十多字删去，留下空白，当是它所依据的《隋炀帝艳史》的原文。这是《金瓶梅》间接蹈袭《隋炀帝艳史》的左证。
《金瓶梅》第一回交代女主角的出身：“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父亲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后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张大户每要收他，只怕主家婆利害不得手。一日主家婆邻家赴席不在，大户暗把金莲唤至房中遂收用了。”
“大户自从收用金莲之后，不觉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
话本《志诚张主管》大意说：东京汴州一个开绒线铺的张员外，年过六旬，妻子亡故，没有儿女。凭媒人说合，娶了“王招宣府里出来的小夫人”。“王招宣初娶时，十分宠幸。后来只为一句话破绽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地把与人”。
过门之后，“看那张员外时，这几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腰便添疼，眼便添泪，耳便添聋，鼻便添涕”。
招宣使属内侍省，正六品。它是宋代的官名，不为人们所熟悉。可能说书艺人也只是照本传留，无论《金瓶梅》或《志诚张主管》都未对它作出解释，似乎把它当作一般人名看待。
对王招宣的家世，《金瓶梅》第六十九回倒有介绍，说他的祖爷是太原节度使汾阳郡王王景崇。
据《新五代史》卷五三，王景崇在五代汉时官至凤翔巡检使、邠州留后，后因叛乱失败而自焚，不可能是北宋的开国功臣。
王景崇当是北宋初王景之误。据《宋史》卷二五二，王景，莱州掖人。宋初封太原郡王，死后追封岐王。
王景讹为王景崇，官衔和封爵也有出入。这当然不是文人读史而记错，而是说书艺人口口相传、以讹传讹的结果。
这一差错很可以说明王招宣作为话本的常见角色流传已久，而和它有关系的潘金莲的故事也一定渊源甚早。
《新五代史》书封
《志诚张主管》和《金瓶梅》的关系还见于词话第一百回。各引录一段如下以作对照。
（张员外的胭脂绒线铺）两个主管、各轮一个在店中当值。其日却好正轮着张（胜）主管值宿。门外是一间小房，点着一盏灯，张主管闲坐半晌，安排歇宿。忽听得有人来敲门。张主管听得，问道是谁。应道：“你快开门，却说与你。”
张主管开房门，那人跄将入来，闪身已在灯光背后。张主管看时，是个妇人。张主管见了一惊，慌忙道：“小娘子，你这早晚来有甚事？”那妇人应道：“我不是私来，早间与你物事的教我来。”
张主管道：“小夫人与我十文金钱，想是教你来讨还？”那妇女道：“你不理会得，李（庆）主管得的是银钱。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来与你。”只见那妇人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打开来看道：“这几件把与你穿的。又有几件妇女的衣服，把与你娘。”
只见妇女留下衣服，作别出门，复回身道：“还有一件要紧的倒忘了。”又向衣袖里取出一锭五十两大银，撇了自去。当夜，张胜无故得了许多东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
明日早起来，张主管开了店门，依旧做买卖。等得李主管到了，将铺面交割与他。张胜自归到家中，拿出衣服银子与娘看。娘问：“这物事那里来的？”张主管把夜来的话，—一说与娘知。婆婆听得，说道：“孩儿，小夫人他把金钱与你，又把衣服银子与你，却是什么意思？娘如今六十以上年纪，自从没了你爷，便满眼只看你，若是你做出事来，老身靠谁？明日便不要去。”这张主管是个本分之人，况又是个孝顺的，听见娘说，便不往铺里去。张员外见他不去，使人来叫，问道；“如何主管不来？”婆婆应道：“孩儿感些风寒，这几日身子不快，来不得。传语员外得知，一好便来。”
又过了几日，李主管见他不来，自来叫道：“张主管如何不来？铺中没人相帮。”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这两日反重。李主管自去。张员外三、五遍使人来叫，做娘的只是说未得好。张员外见三四五次叫他不来，猜道必是别有去处。（《志诚张主管》）
话本中小夫人出身在王招宣府，后又转到张大户家，张大户添上四、五件病症，这和词话中潘金莲的经历何其相似！
《古今小说》书影
话本是两主管张胜、李庆，词话是两虞候李安、张胜，贴身使女奉主妇之命在晚上去找男人，衣服送男人的娘，五十两大银送男人，男人很孝顺，听娘的话装病不出门，使女进男人房间的情景，走了又回头赠银的情景，都可以两两对比而无不吻合。
这是摹拟、抄袭呢，还是另一回事？
和戏曲一样，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兴起于地位低微的书会才人和说书艺人之手。每一话本的产生差不多都经过世代艺人的流传授受，并从中得到提高。
每一比较成功的作品都会有若干不同的师承流派的变异，在这漫长过程中容易受到别的同类题材作品或不同类作品的类似部分的渗透、交流和影响，其中难免形成一些熟套。
如《金瓶梅》第八回描写和尚的谚语“一个字便是僧”、“色中饿鬼兽中狨”和“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就和《水浒》第四十五回《石秀智杀裴如海》相同。
其它如关于媒婆、赃官、男女幽会等差不多都有一些半固定的通用性质的词句，有的全同，有的大同小异，在若干作品中一再出现。
话本《志诚张主管》和《金瓶梅》的雷同部分除上面曾引录的两段外，《金瓶梅》中的李瓶儿原是梁中书的小妾，在水浒英雄大闹翠云楼时，她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逃出来，就可能和《志诚张主管》的小夫人从王招宣府里偷出一百单八颗西洋数珠同出一源。
不同话本在流传过程中有自然发生的交流、渗透，这和文人作者的摹拟、抄袭，在现象上十分相似，在本质上却大不相同。
上面所引录和提及的那些片段既不是《金瓶梅》抄袭《志诚张主管》，也不是《志诚张主管》摹仿《金瓶梅》。两者来源都很早，难以分清先后。
《志诚张主管》成书比《金瓶梅》早，《金瓶梅》中王招宣的故事却比《志诚张主管》多保存了足供进一步查证的线索。
这就从另一角度反映出《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它的故事几经流传、变异，渊源很早。
傅惜华 编
也许有人认为，《金瓶梅》那样的内容怎么能够公开演唱呢？关于这一点，只要提醒一下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
子弟书是流行于北京的俗曲之一，它演唱《金瓶梅》故事的就有八种，包括色情描写露骨的《葡萄架》即第二十七回在内[7]。
明末张岱的《陶庵梦忆》卷四《不系园》也有“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的记载。
文章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本文由作者哲嗣徐礼松授权刊发。原文刊于《中华文史论丛》，1984，第3辑，收入《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1988，齐鲁书社。《小说考信编》，1997，上海古籍出版社。《徐朔方、孙秋克<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