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杜骏飞教授提议，陈昌凤教授、邓建国教授、胡泳教授、彭兰教授、王成军教授、张子柯教授等多位学者共同发起了一次关于传播学再创新的实验，他们以其笔谈、交谈和论文，定义了当下交往之研究，并将其命名为「数字交往」，至此“数字交往”公众号创刊、由交往研究所奠定的传播学范式革新的方向确立，一场学科进化也由此开始。

◼️ 2023年，杜骏飞教授将此学科新范式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解释，形成了“数字交往论”这一新的学科研究视角。就像胡泳老师在推荐语中所言：“数字交往论以瞭望者的姿态、以人文主义的审慎、洞察数字文明中潜伏的危机，并将传播学理论提升到了新的海拔。”

◼️ 如果将上述这番内容放在具体的学科学习与考察之中，或许也会是你在默写传统理论、书写论述题时偶发的困惑：互联网以翻天覆地的变化重塑了社会与传播之际，我们反复书写的“议程设置理论的互联网变迁”或“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社交媒体的适应性”等考题的确可以从理论的前提或者理论的内容论证其有效性和适应性，但也难免会存在“解释力不够”或者“已经出现了反沉默的螺旋了那旧理论真的还有价值吗？”这样的疑惑——所有的疑惑都指向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传播学研究已然走到了瓶颈期，我们亟待重塑学科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边界。

◼️ 本文阅读指南：从这个普遍存在的小困惑入手，从杜骏飞教授的《数字交往论》出发，我们今日便以数字交往为视角，来探讨学科的新可能性——也正是这份新可能性，可以在今年出现在你的理论变迁、理论分析等答题中，成为一抹独特的思考。（ps.因为《数字交往论》的内容的确需要有一定的学科基础和思考才能理解，故而本文我会用梳理这本书的思路和观点，权作是对这本书的通俗化拆解，并试图讲这些知识点整理成论述答题语料，让大家可以在答题中使用）。

◼️ 希望大家能慢慢的，细细阅读本篇推送。

☁️

11/11/SAT.

“

传播学的解放。

”

@TuTouSuo™️ 

翻开任何一本传播学的学术期刊，很容易找到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尽管这些文章采用了比麦库姆斯和肖当年首次提出议程设置时更加成熟的统计知识，研究方法，也更换了研究的场景，但是从方法论、分析到结果，都与40年前的议程设置的研究大同小异，在本质上，这类研究并没有增进我们对“议程设置效果是如何发生”的理解。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互联网时代，传播学也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理论突破，仍在使用那一套基于广播电视传播时代的理论来解释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媒介作用，而这些解释几乎仍然是老生常谈，并且缺乏宏观理论的能力。在人类刚刚步入互联网时代时，有大量的传播学者开始将传统的传播学理论放到互联网环境中进行检验，从而产生了一大批诸如“互联网环境中的沉默螺旋研究”“互联网环境下第三人效果”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确能验证就理论，但除此之外对于新传播机制缺乏解释力——传播学理论发展的关键，重点绝不在于发现某个经典理论在特定条件下是否继续成立，而在于对人和社会的传播关系作真正的扎根研究。

三、传播学学科边界固步自封

而这一系列困境的背后，实则是「传播学学科边界的固步自封」。

20年前，施拉姆对于传播学的发展警示道：“我们有时忘记了传播学是一个场域，而非单一的学科。传播学最佳的方式就是被视为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学科之间形成一个对话交流的空间，拥有跨越不同学科传统的研究预设。”曾经，传播学研究从众多社会科学中走来，带来不同的研究工具、观点和视角，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一代学者为后来的传播学开辟了场域，但1959年伯纳德·贝雷尔森（拉扎斯菲尔德伊里调查的搭档）就表示：“众多的创新者已经离开或者正在离开传播学这个领域，随着他们的离开，传播学术的能力正在枯萎，整个传播学的发展已经减缓甚至停滞。”

不可否认，在传播学自成体系，并失去了来自其他学科学者的创造力之后，虽然传播学拥有了独立的学科和学院，培养了属于自己的传播学研究者，但传播学日益成为一个完善、封闭、积极自我鼓吹的学术体系，甚至正在形成一个“袖珍王国”，如一叶孤舟漂泊在科学的海洋上，传播学仍然试图从别的学科汲取营养，但又将学科对话的大门紧紧关闭，以维系学科自我独立性和权威性，这就让传播学失去了发展为理论体系的可能。

回应困境，重塑学科的的关键，在于「重新划清学科的边界」「重新定义传播」「重新发现理论」：事实上，传播行为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中最基础的行为，借由信息交换与识别，产生个体与群体行动，并直接推动文明的演进。我们可以这样断言：对于这种动态的、互动的人类行为，传播学者的使命是去理解信息活动的整个过程，包括信息生产的动机、过程、行为，信息传递、接收、处理、理解、反应的一系列机制，以及信息影响个人、组织、社会的方式等。所谓效果研究，也许是一个研究的起点，但绝不是传播的重点，更不可以成为传播学的终点。

一、重新定义「传播」

基于我们对传播行为的新的认识。成熟的传播学，其本身不应该根据传播的专业行为来区分（如新闻、广告、公共关系）；不应该根据传播媒介技术来区分（如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不应该根据传播的内容来区分（如暴力、色情、政治、说服等）；不应该根据专业领域来区分（如人际、组织、大众、健康、政治、青少年等）。

只有破除这些既有的结构藩篱，我们才能逐步建构出一个研究关于人、社会、传媒、信息、行为之间持续交互过程的传播学科，当我们重新定义传播行为之后，传播学将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领域——即使人们不再使用电视、不再购买报纸，甚至互联网消失，但传播学本身也不会消亡——因为人类的互动与传播行为是永恒的。

二、重新构建「传播学」

☁️

🫧 用“数字交往”构建答题加分点

🕳️ / TuTouSuo / 数字交往论

⚫️ 使用方法一：理解传播学的困境与趋势

首先，我希望大家先理解这篇文章。也许它的内容大概率在考试中不会直接以题目的形式出现，但作为每一个学习传播学的学生，理解这个学科的困境，并且在未来有机会的传播学学习中，以自身的微薄之力，为这个学科的重塑做出个人力所能及的贡献，再或者是在看到有人抨击传播学时，理解他们抨击的原因，以当代学科之变化予以驳斥，或许便是这篇文章存在的重要意义。

其次，也希望大家把这份知识留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在往后所有的关于人机共生、技术人本主义、传播的未来发展趋势等题目中，想起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正在重塑传播学的版图，那就是「数字交往」。

⚫️ 使用方法二：作为传播学理论题的加分结尾

另外，基于我们开篇所提到的传播学的困境中也包含着「旧理论新变迁」这一基本困境，因此我们在答20分以上的，传播学理论分析或者理论变迁题的时候，也可以从本篇推送入手写出一个辩证又有一定人文关怀的结尾：

【结尾示范一：理论变迁题】对xx理论的挑战分析也可以看作是一次传播学自内而外的反思与重塑：大众传播学研究范式式微的当下，传播学亟待解决的并非是如何赋予旧理论以新解释，而是如今日传播学研究者们倡议的那般，以媒介的、社会的、现象的视角，赋予整个学科以新研究范式，同时也是赋予作为社会学科的传播学，以更深入的研究视角和更普遍性的解释力。

【结尾示范二：技术对人的影响题】媒介的浸润已成事实，但个体却依赖媒介又需要时常离开媒介，需要拥有广泛的关系也需要构建身边的亲密与贴近关系：这种关于关系的矛盾最终把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抛给了传播学：马克思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观念的背后所强调的是人与社会，尤其是现实社会的连接性，而这种连接，从最基础，最本质的角度来阐述，恰恰便是“人与人”的连接，也是今日传播学研究中“数字交往“的先验之语。

⚫️ 使用方法三：上述条块划分的三个问题，可以用于回答一些具体的考题

如若报考学硕，或者目标院校考察的比较深，诸如南京大学考察过的「communication的意义变迁」或者浙江大学考察过的「传播学研究的困境与新趋势」，都可以直接看上述三大「传播学的困境」「学科重建」「数字交往新范式」的具体答案，是从小标题到论述的完整逻辑。

另外，如果考到了所谓「传播学研究的可能性」或者「技术对人/传播」的影响，也可以直接构建下述小标题：

一、重塑新实践：行动-交流实践

二、重塑新主体：复杂共生的主体

三、重塑新关系：互利共生主义

*总之，传播学里，真的有旷野的存在，等待我们去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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