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活到成年的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母亲只念过两年书，但是已经好于她的大姐，我的姨妈，因为姨妈一天的学堂门都没有跨过。

姨妈嫁得很早，母亲从小就成了家里做饭的主力。我的大舅妈死得很早，当时她和大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还在襁褓中。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大表哥就成了她的拖油瓶，无论是屋里做饭还是野外放羊都必须带着。后来母亲到了可以上学年纪的时候向外公外婆提出想上学堂，被断然拒绝的理由就是如果母亲上学堂的话我的这个大表哥就没有人带了。母亲在九岁那年再三坚持哭闹着想去学堂，最后以答应每天背着大表哥一起上学的条件，被外公外婆允许去邻村的学堂上了两年学。母亲跟我说她很喜欢念书的感觉，她说小时候背着大表哥爬五里的上坡山路到仙侣三队的学堂上学，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可是两年后最终还是因为家里的负担重没有念下去。

母亲认得的字不算多，字写得也不算好，我上大学后母亲也给我写过信，有一些错别字，简写繁写分不清楚，会交叉使用。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时会惊叹她的表达。我读小学的时候，大概是二年级，学到“苦”这个字，母亲就教我说，苦这个字蛮像人的脸，草头的两个竖像人的眼睛，中间的小十字架像人的鼻子，下面的口就是嘴巴，所以人生下来就是要吃苦的，你读书要学会吃苦才读得好。我走过半场人生，上过国内国外的学，读过中外的许多书，像这句话一样有些哲学意味的话还真不多。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清晰地记得母亲微微笑着跟我说这句话的样子，我在想她读的那两年书究竟是什么先生在教她，让她能够跟她的儿子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还有一次，大约是我一两岁的时候，母亲在我家屋后的山脚田坎边坡上种了两行南瓜和豌豆，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母亲还是很小心地把它们种在背僻的地方，可是还是被人发现举报到生产队了。这可是“资本主义的苗”，社会主义集体生产队怎么能允许个人私自种自留地？生产队长要在大队部连夜开批斗会，要求母亲在生产队集体会上做检讨，母亲在惊吓之余并没有慌张，她把家里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翻出来带在身上，在当众做检讨时，她首先拿出毛主席语录读了几句“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然后说来开会之前已经把苗子都拔掉喂猪了，然后就喊“毛主席万岁！”，居然把生产队长噎住了，批斗会最终没怎么批起来，生产队长也跟着喊了几句毛主席万岁就宣布散会了。

这情形大约也能解释母亲为何有胆量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了。我的前后几辈人的辈分是“惟此孝友、孔慎庸行、爱敬自守”，庸是父亲的辈分，行是我的辈分。村子里上下几辈人中乙丙丁戊都有人起名，但是“甲”这个字没人敢起。那个年代山区农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孩子名字越贱可能越好养，所以叫狗子狗剩狗娃的很多。母亲给我起的名字就是“行甲”，小名就是“甲儿”。别说在我那个村里，后来我考上中学，大学，研究生，几乎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被老师同学问到我这个名字有什么讲究，我才发现我这个名字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大气。

还好我从读书起，就一直读得不错，算是没有辜负母亲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大气的名字。

我五岁多就上学了，原因是姐姐满七岁要去上学，我一个人在家没有人带着玩了，于是母亲让我跟着姐姐去隔壁村的茅草坝小学上学。我们的老师多数是民办教师，老师不够，学生也不够，所以一二年级是在一个教室里上的。老师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布置学生做作业，然后在黑板上画一条竖线，在另一边给二年级的孩子讲。从上学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就一直不错，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我开始成了整个茅草坝小学学习成绩好的代名词。

我很清楚地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双百分。我的老师李道敏策划了一次送喜报，他把家里的锣鼓扠子带着，放学后让我走在前面，班上凡是和我的家同方向的学生都一起跟着，一边敲着锣鼓一边热热闹闹地把我送回家。我在快到家的途中喊在地里劳作的母亲，说李老师和同学来送奖状来了，母亲当时喜悦得把锄头扔在地里赶回家迎接。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当时满脸的汗水红扑扑的笑容仍然记忆犹新。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又生过一次重病。快好了的时候，躺在床上母亲一边给我喂饭，一边问我想不想上学，我说我想去。于是母亲背着我，翻过两座山头把我送到学校去上学。傍晚的时候，快放学了母亲又等在教室外背着我回来。那几乎是我记事后唯一的一次要母亲背，我就那样趴在母亲的背上，母亲身上的汗味是香的，和着一点青草香气的感觉。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是全高桥乡的第一名。这在高桥乡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乡中心小学的老师都是公办老师，学生也多数是干部、老师的孩子或者乡集镇上人家的孩子，各方面的条件自然是比村办小学好很多。在我之前，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在我离开高桥乡之后的十多年里也没有人重复过这个奇迹。再后来，村办教学点普遍撤销，这个记录便很难再有人打破了。

在我记忆中，母亲跟我说我是她的贵人，多数时间就是在小时候。慢慢地我也开始相信，我就是那个通过算命先生的口让母亲留在了人世间的贵人。

（3）

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子，家里没有男劳动力，在生产队集体劳动制的山村里是很弱势的人户，所以童年印象中母亲对待他人都很谦卑。小时候跟着母亲出门，每次在山路上远远地看到一个人，只要是认识的，母亲就会跟我讲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和父亲家族是什么关系，我应该叫某叔叔伯伯、某伯娘婶婶或者某哥哥姐姐，而且在大约对方能听见的时候就要我大声地喊。我从小学会了看别人的脸色，当然最重要的是看母亲的脸色。虽然母亲从来没打骂过我，但是母亲的脸上写着她的苦累，我知道要心疼她。

每年冬天来临之前，母亲都要请工帮忙打过冬的柴。母亲可以还工的就是她会缝纫，可以在劳动之余帮助村民缝补一些衣服。请工打柴时要一早给村里请的工做好饭，让他们到家里来吃，然后把中午要吃的饭装在背篓里带着，到对门山上去砍一天的柴，晚上天黑前背着砍好的柴回到我们家里，吃晚饭后再各自回去。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大约五岁多的样子，一个深秋的凌晨，母亲把睡眼朦胧的我和姐姐叫起来，帮我们穿好衣服。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衣服那时候是从后面系的，还是娃娃罩衣的感觉。原来母亲惦记着要给请的五六个工做早饭，而那天夜里月亮很明亮，所以母亲半夜惊醒看到屋顶亮瓦透过来的光，以为天快亮了，于是赶紧起来烧火做饭。可是等饭熟了菜炒好了，一等天不亮，二等天不亮，母亲才知道是搞错时辰了。母亲就那样坐到天快蒙蒙亮，决定到山边去喊工，就是稍微早点叫醒已经请好的工，请他们早点来我们家吃饭，也好早点启程去对门山上砍柴。母亲大概也是有点胆怯，于是把我和姐姐叫醒穿起来，让我们陪着她一起去喊工。

那一次请的工主要是在下湾村二组的蒋家河住着的蒋伯伯他们叔伯几弟兄。母亲右手拉着姐姐，左手拉着我，在基本上还是黑着的山路上大约走了两里路，去到村边的山头。途中要经过路边不久前去世的二伯娘的新坟，我那时就开始有点怕了，要换到母亲的右手拉着，因为这样就离二伯娘的坟稍微远一点。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捏着我的手说，甲儿不怕，二伯娘最喜欢甲儿了，她会保护我们甲儿！母亲说二伯娘最后治病时需要童子尿配药，每次都是来找的我。母亲这样一说我也记起了二伯娘的好，好像也就真的没那么怕了。

我们到村口山头时天就开始有一点点亮了，我们开始对着山谷里远远能看到的蒋伯伯他们叔伯几兄弟住的院子喊工。“蒋伯伯——起来吃早饭咯——”我们就这样对着山谷，母亲喊一句，姐姐跟着喊一句，我跟着喊一句，母亲总是夸奖我和姐姐喊的声音大，尤其夸我到底是个爷们家，就是不一样，声音好洪亮。果然，在喊了十几声后，山谷里回音了，蒋伯伯他们叔伯几弟兄都起床了。

再后来等我长大一些了，母亲开始带着我和姐姐去对门山上打柴。用母亲的话说，在入冬之前多打几回，就像蚂蚁搬家，加在一起也能打不少。我每一次跟着母亲上对门山上，收工回来的时候都会走在前面把自己背的柴先送回家倒在柴垛里，到猪圈给猪加两瓢食，然后折返回去接母亲和姐姐，再从她们背上多少分一些来背。小时候母亲逢人便夸我懂事，这件事就是例子，她似乎讲一百遍也不腻。

具体是几岁开始跟着母亲上对门山的，我已记不太清了。跟姐姐确认回忆，她也记不清具体是几岁时，只记得当时我们都上学了，想来大约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样子。但是第一次的感觉倒是很多年过去仍然记忆很清晰。那天跟母亲爬上对门山顶的二墩岩的时候，母亲要我和姐姐回头认我们的家在什么地方。那时已经翻过了两个山梁，脚下的山谷河流还有远方的村落在眼底下铺开，我们家的房子没有刷白，就是泥土色，掩在树林田野间并不好认。顺着母亲的手指，我终于看到了隔着山梁后面远远的山下的家，当时幼小的心里是很受触动的，否则我不会过去很多年仍记得那一刻。但是，很多年里我一直不太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说喜悦似乎不是，说感动就更说不上，那个时候的我应该还不知道感动为何物。

后来我走过了很多的地方，读了很多的书，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年近五十，在夜空里回忆起那年山顶上风在耳边刮过时俯瞰远处的家的情景，我明白了当初的感觉。

那种感觉是——这座山是我的。

我可能是从那一刻正式长大的。身边辛劳的母亲，还有大我一岁零五个月的瘦弱的姐姐，而我是家里唯一的男的，我应该照顾他们。

印象深刻的是童年时跟着母亲傍晚到生产队分粮食，由于我们家是半边户缺粮户，每次都只能留在最后分那些剩在角角落落的零散的粮食。母亲背着大背篓，拉着背着小背篓的我和姐姐站在外围，小心翼翼地看着前面分粮食的人群热闹的背影，直到等大家分得快结束了我们才敢走上前去。每次分完粮食我都要试图去从母亲的背篓里多抢一点来背，母亲每次也都会象征性地给我背篓里多加两把粮食或者多加几个土豆几个红薯，那种卑微的慈爱和依赖，一直是记忆深处最温暖踏实的东西。

~the end~

“二湘空间”视频号开播了

卑微的慈爱和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