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序雅｜13～14世纪阿拉伯舆地文献和游记的特点及价值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

许序雅

关于早期阿拉伯舆地文献的史料价值，张广达先生的《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以及他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中译本所写的“前言”做了阐述。[2]纳忠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3]，蔡伟良编著《灿烂的阿拔斯文化》[4]，拙文《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与历史学》《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及其研究》[5]，也对12世纪前的阿拉伯舆地文献做了梳理和论述。

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中亚、西亚，建立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面对如旋风西来的蒙古铁骑，阿拉伯人更为迫切想了解东方发生了什么，世界该何去何从，思考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的缘由。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阿拉伯文人、地理学家、旅行家沿丝绸之路踏上寻问之旅，在丈量大地的同时，用身体和心灵去感悟世事沧桑和宗教义理。他们既继承了500年来的阿拉伯史地结合的传统，又在自己撰写的舆地文献和游记作品中加入哲学思考，开展纯正的舆地学研究，使13～14世纪阿拉伯舆地文献和游记独具特色，把阿拉伯舆地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这个时期的阿拉伯舆地文献的研究，中国学者主要集中探讨《伊本·白图泰游记》。此外，葛铁鹰博士的《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以史学著作为例》，提及雅古比《地名辞典》对中国瓷器的记载。[6]郭筠博士《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研究》《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7]二书，探讨了9～15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涉及13～14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的特点和成就，但没有与前一个时期的相关著述相互比较。13～14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著述有哪些变化和特点，其史料价值有哪些，这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13～14世纪，出现了30部以上的阿拉伯舆地文献和游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

1.阿卜杜·拉提夫·巴格达迪（‘Abd al-Laṭīf al-Baghdādī，1162～1231年），生于伊拉克巴格达，卒于巴格达，在希吉来历600年（公元1203年）完成《埃及见闻录》（又名《阿卜杜·拉提夫·巴格达迪埃及游记》《巴格达迪游记》（Riḥlatuh ‘Abd al-Laṭīf al-Baghdādīfī Miṣr），开罗埃及图书总局，1998年出版。

2.雅库特·哈马维（Yākūt al-Ḥamawī，1179～1229年）著有《地名辞典》《地名异同志》和《地名观测》等，《地名辞典》完成于1224年，由法里德·阿卜杜·阿齐兹·朱迪校勘，贝鲁特科学书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3.阿卜杜·瓦希德·马拉库什（‘Abd al-Wāhid al-Marrākushī，1185～1250年），生于摩洛哥马拉喀什，逝世地点不详，在希吉来历621年（公元1224年）完成《马格里布纪事概览》（al-Mu‘jibfī Talkhīṣ Akhbār al-Maghrib），贝鲁特现代书店，2006年出版。

4.扎卡利亚·卡兹维尼（Zakarīyā al-Kazwīnī，1203～1283年）著有《各地遗迹与人类纪事》（）、《世界奇观与万物珍品》（Kītāb’Adjāīb al-Makhlūkāt，完成于1280年，又译《世界奇异物与珍品志》）和《埃及地籍》，茨韦特·泰尔（Zweiter Theil）整理了卡兹维尼的《各地遗迹与人类纪事》，以《各国建筑与人文志》（Kītāb āthār al-bilād wa Akhbār al-’bilād）书名出版（哥廷根，1848年，8开本，418页）。此后，前两部书分别以《世界奇观与万物珍品》（‘Ajā’ib al-Makhlūqātwa-Gharā’ib al-Mawjūdāt，贝鲁特：阿尔-阿拉米书局，2000年）和《各地遗迹与人类纪事》（Āthār al-Bilādwa-Akhbār al-‘Ibād，贝鲁特：索德尔出版社，1960年）之书名重新出版。《世界奇观与万物珍品》一书被翻译成波斯语、土耳其语和德语出版，有较高知名度。

5.伊本·赛义德（Abū’l-Hasan’Ali Ibn Sa’id al-Maghribī，1208年或1214～1274年或1286年）著有《地理志》（Kitāb al-Jughrāfiyā）、《西方珍饰中的马格里布》（又名《马格里布书》），其中《地理志》的抄本（即原书名《对托勒密关于七个气候区（带）的地理书的汇集和摘要》）保存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2234号阿拉伯文写本，1970年由贝鲁特的商务出版社出版，后又由贝鲁特的历史出版社1980年出版。

6.阿尔-阿布达雷（公元13世纪人）的《阿布达雷游记》（），由阿里·易卜拉欣·库尔迪校勘，大马士革萨杜丁印刷社1999年出版，共738页。

7.穆罕默德·阿布达利·哈希（Muḥammad al-‘Abdarīal-Ḥāḥī，？～约1325年），生于摩洛哥哈哈（Ḥāḥā），卒于哈哈，著有《马格里布游记》（al-Riḥlatuh al-Maghribīyah，阿尔及尔：宝纳研究公司，2007年）。

8.山姆斯丁·迪马斯基（Shams al-dīn Abū ’Abdallah Sūfi al-Dimashqī，希吉来历654～727/公历1256～1327年）的作品《陆地和海洋中的奇异精华》（Nukhbah al-Dahr fī Adjā’ib al-Barr wa al-Baḥ，又译《陆海奇观荟萃》），丹麦东方学家梅朗（Mehren）以《迪马斯基的宇宙志》为题出版了该书（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学院出版社，1865年）；1923年，梅朗的刊本再版，并增补了前言。

9.阿卜杜拉·提贾尼（Abd Allāh al-Tijānī，1272～1318年）的《提贾尼游记》（Riḥlatuh al-Tijānī），如实记录了14世纪初他自突尼斯往返利比亚的黎波里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给后人留下了该时期有关北非的丰富记载，目前较为权威的版本是利比亚的黎波里阿拉伯书籍印书社1981年出版的。

10.阿布尔·菲达（Abū al-Fidā’，希吉来历672～732/公历1273～1331年）著有《简明人类通史》和《诸国志》（Taqwīm al-Buldān，又称《各地地籍图》《阿布尔·菲达地理志》），其中《诸国志》由贝鲁特索德尔出版社影印出版，出版年不详。

11.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1290～1349年）的《奇迹书》（Kitāb Kharīdat al’-adjāïb wa farīdat al-gharāïb，又名《奇珍异宝》），梁道远考证，《奇珍异宝》（他译为《奇迹纯珠与罕世独珠》）一书不是伊本·瓦尔迪所著，而是他的孙子斯拉朱丁·瓦尔迪（Sirāj al-Dīn al-Wardī，？～1457年）所著，成书于1419年，此时伊本·瓦尔迪已去世70年。[8]

12.欧麦利（ạl ‘Adawīạl-‘Umarī，约1300～1349年）的《眼历诸国行记》（Masālik al-Abṣār fī Mamālik al-Amṣār，又译《诸国王朝及其道里志》），是“马穆鲁克王朝时期三大百科全书之一”，也是14世纪最大部头的地理志类著作，目前最权威的版本是由卡米勒·萨勒曼·杰布里—马赫迪·尼吉姆校勘的本子，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分成27册。

13.伊本·白图泰（Ibn Baṭūṭa，约1304～1378年[9]）之《伊本·白图泰游记》（原名《异域奇游胜览》，Tuḥfah al-Nuẓẓār fī Gharā‘ib al-Amṣārwa-‘Ajā’ib al-Asfār，中译本名为《伊本·白图泰游记》），全书近50万字，内容丰富，是研究14世纪亚非史地的重要参考书，目前最好的本子是拉巴特摩洛哥王家科学院2007年出版的5卷本。较全的中译本是李光斌译本，共17章、附录21篇。[10]

14.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希吉来历732～808/公元1332～1406年）《伊本·赫勒敦游记》（Riḥlatuh Ibn Khaldūn）与《历史绪论》，其中《伊本·赫勒敦游记》有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本。伊本·赫勒敦在《游记》中记述了自己的生活和在东西方旅行中的各种遭遇，还包括一些信函和自己创作的诗歌，回忆录结束于希吉来历807年，即他逝世前一年。

与前一个时期（公元10～12世纪）相比，13～14世纪阿拉伯舆地文献和游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资料来源和著述形式发生变化。在过去，阿拉伯地理学是从旅行家的行纪、航海家的航海记发展出来的，行纪和航海记等著述形式在阿拉伯地理学著述中占很大比例。过去的地理志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希腊、印度和波斯的地理行纪、航海记，以及各种途径得来的材料，如航海家带来的奇闻轶事，旅行者、朝觐者的行纪，政府邮驿、税收部门的图籍档案、钱谷簿书，地方驿报，长官行政报告，从商人、旅行者那儿探听来的有关山川形胜、路线行程方面的实际知识，还收录疆域、山川、城邑、关隘、要塞、人口、物产、税收、风土、民俗等资料。这样，就赋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以特殊的风格。如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9世纪上半叶人）的《道里邦国志》（Kitab al-Masalik wal-Mamalik）、麦斯欧迪（Abu Hasan al-Ma‘sūdī，约公元912～956年，又译马苏第）《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中译本作《黄金草原》）。即便是各种《地理志》《风土志》，也带有较多的描述地理学的特征。

13世纪以来，行纪、航海记之类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史地结合、探究社会变迁的地理著述大大增加。阿拉伯地理学家主要依靠前人的地理类著述来展开研究。经过200多年的阿拉伯翻译运动（8～10世纪）以及近400年（9～12世纪）的阿拉伯舆地学积累，阿拉伯舆地学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到13世纪，阿拉伯旅行家和舆地学家得以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展研究和著述。在他们的作品中，针对某一地方的记述，往往罗列多位前人的著述，以往的奇闻轶事类的资料被摒弃。当阿拉伯地理学家获得新的、当代的地理信息与托勒密地理学知识和前人的记述相互抵牾时，他们不再试图融合，而是给出自己的见解。

例如，阿布尔·菲达在研究时就引用了花剌子密的（Mūsā al-Khuwārīzmī，780～849年）《天文表》、麦斯欧迪《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雅古比（al-Yakūbī，卒于897年）《诸国志》、比鲁尼（al-Bīrūnī，973～1048年）《麦斯欧迪天文学和占星学原理》、伊德里斯（al-Edrīsī，1099～1155年后）的《云游者的娱乐》、雅库特《地名词典》、伊本·赛义德的地理学著作，并增加了自己所掌握的世界各地的地理位置、物产等各种信息。

卡兹维尼的《世界奇异物与珍品志》在记述各地地理、奇珍和奇闻轶事时，往往摘引几位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述，如扎卡里雅·拉齐（Zakariyā ar-Razī）、伊本·法基赫（Ibn al-Fakīh）、亚希亚·本·哈坎（Yahyā bin Khākān）、马罕·本·巴赫尔（Māhān bin Bahr）等人的记述，互为补充、印证，使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奇特的动植物和风情。[11]

2.研究主旨和研究方法发生变化。在10世纪中叶以前，许多地理文献作者本身就是旅行家，其写作和研究目的或是为了征税、邮驿，或是为了探知和猎奇，其目的更多的是告诉人们“世界是怎样的”，让读者了解各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各地的方位，各地居民的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生活状况等，这使阿拉伯地理学著述和游记充满猎奇和探险趣味。他们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以实地考察为主要研究手段，依靠经验和地图而开展以实地考察为目的的旅行，把观察资料综合到托勒密地理学体系中。他们通过实地考察所写出的游记发展出描述地理学。例如，花剌子密的《地形学》、雅古比《诸国志》、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等。他们著作中所包含的历史、人文社会信息，需要读者和研究者自己去筛选、判断真伪；在这些著作中，很少有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也缺乏史学理论的探究。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史学著作来利用。

在麦斯欧迪生活的时代（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已不满足于观察和记录，而试图辨别资料的真伪，探求人文社会差异和变化的原因，开始出现地理学与历史学结合的趋势。比鲁尼花了约40年时间，数次到印度考察旅行，终成《印度志》，但这本书并非是狭义上的地理著作，它首先是一部讲述印度思想文化的著作，全书80章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纯粹的地理学知识，因而它更应归属于思想研究专论而非地理学著作。通过比鲁尼的努力，真正意义上的舆地学形成了。

到13世纪，由麦斯欧迪、比鲁尼开启的这种史地融合趋势发展成为主流。许多地理学家同时也是史学家，他们研究主旨更多是探求知识的真实性和各地社会的差异，探讨社会的变化及其原因。为达此目的，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发生改变，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结合更为紧密，通过比对和综合前人的众多资料，把文献记述与旅行考察所得资料互证，纠正前人讹误，并引入史学研究方法，注重探讨物质和文化交流、自然物产的社会价值和各地社会、历史的变化，开展纯正的学术研究。

13～14世纪，不少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大旅行家，他们把考察旅行作为搜集科研素材的主要手段，并把考察所得信息与前人文献记述相互质证。例如，雅库特曾从伊拉克的摩苏尔去叙利亚和埃及，并向东旅行，横穿亚洲，抵达呼罗珊，游历木鹿（谋夫）、希瓦和巴尔赫，并花两年时间翻阅了木鹿图书馆所有藏书。伊本·赛义德曾到麦加朝圣，游历埃及、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亚美尼亚等地。他参观了巴格达36家图书馆，并摘抄了许多笔记，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在相当长的时期，雅库特的《地名辞典》是研究东方的中亚、西亚学者、旅行家能使用的唯一地理辞典。[12]在这部著述中，雅库特除了描绘地球及其所拥有的山脉、海洋、岛屿、气候、城市、各地的物产、人民之外，特别注重讲述各国的社会面貌和社会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口迁移现象及其原因和影响。他还全面回顾了阿拉伯半岛内外阿拉伯部落的活动，记录了各国的文化状况，介绍了其中的学者、诗人和作家以及当时各国的主要文化机构，如清真寺和图书馆等及其对伊斯兰文明的影响，还介绍了各国的主要古迹，讲述了与这些古迹相关的故事和神话。

阿布尔·菲达在《诸国志》（《阿布尔·菲达地理志》）中讨论某地的方位时，他往往罗列出几位地理学家的记述，并增加了自己所掌握的地球各地的地理位置、物产等各种信息，让读者了解相关的信息和前人的讹误，修正了过去地理学家的记述，尤其是地理坐标方面。他曾经准确地记述了中国泉州的经纬度。[13]这反映了阿拉伯旅行家、地理学家对丝绸之路的最新认识。

3.研究视野和记述内容发生较大变化。与过去的旅行家、地理学家主要关注伊斯兰世界和奇珍异宝、风土人情不同，这个时期他们的研究视野更为广阔，研究范围更多地关注伊斯兰以外的世界，研究领域涉及地理学、历史学、天文学以外的诸多学科，往往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和文化结合在一起关注丝路沿线的民族、物质和文化交流。

例如，突尼斯的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1332～1406年）在其《伊本·赫勒敦游记》中，运用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对经历的事件进行剖析。在《历史绪论》（中译本《历史概论》）中，他还对阿拉伯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特性进行剖析，并直言阿拉伯民族有尚武好战，强胜专制，役使他族、视其为牛马，无国家观念等特性。[14]他被誉为阿拉伯“社会历史哲学的奠基人”。

欧麦利的《眼历诸国行记》是一部历史、地理学百科全书，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地球、人类、人物、动物、山脉、河流、海洋、岛屿、建筑等，在其他著作很难找到如此丰富的内容。作者探讨了地理学、天文学、海洋学、建筑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哲学、法学、音乐学等多学科知识，该书第二部分又以伊斯兰教诞生分成前后两个部分，主要讨论各地不同的民族及其历史，反映了作者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历史观。

这个时期多数旅行家、舆地学家尽管没有踏入中东以东的地区，但仍然关注东南亚、中国的物产和风土人情。如伊本·瓦尔迪几乎没有远足，但在其《奇迹书》中大量记述东南亚、中国海的情形。[15]阿布尔·菲达不是一名专职的旅行家，游历的区域主要在埃及、大部分沙姆地区以及小亚细亚东部部分地区，但他的游记记录了印度、伊朗、呼罗珊、中国、印尼群岛、中国海等地的情况。

1.阿拉伯游记作品的文学价值

这个时期阿拉伯游记作品大多采用叙述、对话、描绘等形式，最常见的是叙述式，其文学价值就体现在这种叙述式写作风格中。许多游记作品类似画家笔下的素描，力图简洁明快、开门见山，不追求辞藻华丽。阿拉伯游记文学吸收了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的风格，但又不受制于这些文学形式的标准与尺度，它内容丰富，融文学、传说、神话于一体，时而科学化，时而通俗化，时而现实，时而传奇，亦谐亦庄，相映成趣，独具自己的文学特色，因而在中古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史发展长河中有独到的地位。11世纪后，尽管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一些历史书仍提供作者亲眼目睹的地理知识，但纯地理学著作越来越倾向于将前人的材料进行文学化整理，使地理志增加了文学色彩。[16]

这个时期阿拉伯游记的文学特色，在《伊本·赫勒敦游记》中有出色的表现。该游记一方面大量引用别人的诗歌作品，另一方面也收录了伊本·赫勒敦本人创作的许多诗歌，反映了他是一个文采很好的诗人。

从12世纪初开始，旅行家游记的“书写”形式出现了变化，不再以人们熟知的《道里志》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日志的形式记录每天所见所闻的细节。这种游记形式的奠基人是教法学家伊本·阿拉比（1070～1148年），他是伊比利亚人，易巴迪亚王朝灭亡后来到阿拉伯求学，历游沙姆、伊拉克、希贾兹、埃及等地，后回到安达卢西亚。他把每天行程详细记录下来，写下游记作品《游历》（或译《旅行安排》），遗憾的是已经散佚。伊本·阿拉比之后是伊本·朱贝尔（1145～1217年），他以高超的文学技巧使日志形式的游记成为主流。两个世纪后，伊本·白图泰创造了一种新的游记风格，进一步推动了阿拉伯游记文学的发展。

伊本·白图泰创造的新游记风格类似日记与故事会混合体。这不同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等按官方交通路线逐站记述，也不同于比鲁尼等人以地名词条的形式、伊本·赛义德按气候带划分逐一记述的形式。伊本·白图泰是以旅行者所见所闻的形式记述，道里和地理风土记载与作者见闻相结合，一个个故事有始有终，反映了当地的政治、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社会管理、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并充满作者的感受和体验，且记且评，个人情感溢满纸间。伊本·白图泰所使用的词汇并不是书面语，行文多样，不避村言俚语，有些洗练上口，有些则佶屈聱牙。他有时对屑碎小事长篇叙述，对许多读者想深入了解的趣事却简要记述。他观察细致，独具慧眼，评论深刻，他善用比较的方法，对文化兴衰、文明差异有独特的观察和体验，并付诸笔端。由于他在旅途中丢失了日记，并在晚年通过口述方式留下游记，因此他的回忆之错讹和缺失在所难免。

2.该时期阿拉伯游记和地理文献的学术价值

该时期阿拉伯游记作品不仅是文学作品，还包含了大量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知识，反映了阿拉伯旅行家对自然和社会了解的程度。阿拉伯旅行家们在旅行中接触和观察自然与人群，并加以记录，在他们的游记中记录了大量的地理、天文、历史、风土人情、物产、经济等详情，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时期阿拉伯地理学著述具有史地结合，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广阔，文献记述与旅行考察所得资料互证，关注丝路沿线的民族、物质和文化交流等特点，这决定了它们具有不同于以往地理志记述的价值。

（1）这个时期的阿拉伯—伊斯兰地理著述，在很多方面突破了托勒密地理学体系的藩篱，纠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讹观点，补充了大量有关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东西交通的新知识。

例如，卡兹维尼对世界的看法就与前人不同。在《世界奇异物与珍品志》中，卡兹维尼根据比鲁尼绘制的世界简图，绘制了一幅新的世界地图，与比鲁尼的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卡兹维尼的地图上，尼罗河把非洲劈成两半，使非洲大陆的西部成了一个孤岛；里海被正确地画成是一个内陆湖（亚洲内陆中的另一个小圆圈代表咸海），但是，地中海却被变形成一个小小的港湾，欧洲大陆的形状被严重歪曲。而卡兹维尼的《世界奇异物与珍品志》又被译成波斯语、突厥语、乌尔都语等，流传甚广，直到16世纪之后还在被人传抄。[17]

比鲁尼绘制的世界简图(上)

卡兹维尼《世界奇异物与珍品志》中的世界地图[18](下)

山姆斯丁·迪马斯基《陆海奇观荟萃》描述了“七气候带”和自然节气、海陆丝绸之路的物产和风情、部分古代遗址等，其中他把第二气候带（区）划在北纬20°～27°之间，从东到西有中国的东部、提佩腊（Tibra，靠近孟加拉湾吉大港）、迦摩缕波国（今阿萨姆）、曲女城、乌贾因、信德国一部分、波斯湾等地。而花剌子密记载，第二气候带（区）位于北纬16°27′～24°之间，[19]二者有较大差异。

从学术传承看，伊本·赛义德属于古典阿拉伯地理学派的“伊拉克派”，但他补充了许多新的材料和知识。例如，他补充了托勒密《地理指南》（Bast al-ard）一书的地理知识；根据伊本·法蒂玛（Ibn Fātima）的著作，[20]他增补了各地相对准确的经纬度坐标，并按七个气候区中的各地段讨论了各地的地理和人文状况。他把中国划在第二气候区第九—十段及第三气候区，中国“京城塔贾城（Tadja）位于第三气候圈（区）内”，记载了泉州、广州、西安等城，中国出产的药材大黄及中国的造船技术。他说：“泉州港位于东经154度、北纬17度零几分”，“那些前往中国的商人们对泉州港的情况十分熟悉。凡是来自中国海的船舶都要进入该港（泉州）……”[21]

（2）摘引、保留了许多罕见的前人记述，弥足珍贵。

雅库特的《地名辞典》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不仅集当时地理学之大成，而且含有历史学、人种志、自然科学方面许多珍贵的资料，作者引用、借鉴了塔米姆（Tamin Ibn Bahr，9世纪人）行纪、伊本·法基赫《列国志》、伊本·纳迪姆《书目索引》和巴克里《列国道里志》，引用了陶希拉·麦格迪西对俄罗斯人生活的介绍，以及比鲁尼《地理志》《印度志》《占星学原理入门》中的内容和地图。书中关于印度、中亚河中地区和中国的记述，主要来自比鲁尼的《印度志》和其他阿拉伯地理志的材料；关于中国的记述，来自阿布尔·卡西姆·扎贾基、穆法吉贾（Al-Mufadjdja’）、阿布·萨德等人的著述。[22]雅库特的《地名辞典》引用的资料，其中一些资料已经散佚，非常珍贵。[23]例如，10世纪上半叶阿拉伯诗人兼旅行家米撒儿的《阿布·杜拉夫·米撒儿·本·麦哈黑尔行记》。该游记记述了阿布·杜拉夫·米撒儿在10世纪40年代跟随访问萨曼王朝的中国使团从中亚出使到中国的历程，对于研究10世纪上半叶中亚与中国的交通、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3）有关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物产、人文地理的记述非常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这个时期的阿拉伯游记和地理文献，除了继续记述地球上的自然状况和人类生活状况外，更多的关注自然、气候对物产和航海的影响，各地港口建设、船舶大小和航海能力、航路各港口的方位和距离、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民族和部落情况以及特殊物产等，这些记述反映了当时阿拉伯人关注的焦点从陆上丝绸之路转移到海上丝绸之路，反映了他们对海岛、港口、航海线路和海岛产品的关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例如，早在11世纪，出生在马格里布休达的地理学家埃德里奇（al-Edrīsī，1099～1155年后）在其《诸国风土志》中曾记载，孟加拉湾的迪巴贾特群岛（Dībadjat，即马尔代夫群岛）种植甘蔗。[24]山姆斯丁·迪马斯基在《海陆奇迹荟萃》中进一步记载迪巴（Dībā）岛生长有甘蔗和肉桂树，摩诃罗阇王国的涨海岛有可可树，“可可果实肥美可口，可以用来榨油、制造果汁、酿制酒和醋”。这反映了阿拉伯人最早食用的蔗糖主要是孟加拉糖，可可作为阿拉伯人的饮料可能是在13世纪初。这是阿拉伯地理学家较早提到可可及其用途。

又如，《伊本·白图泰游记》就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从印度东海岸（马拉巴尔海岸）到苏门答腊、南海、广州、泉州的行程。无论伊本·白图泰是否到过中国，这些记述反映了阿拉伯商人到中国经商的航程。他还记述了喀里古特（即汉籍所记古里，今印度喀拉拉邦北岸卡利卡特）港内各国的商船，中国船只的大小，东南亚香料出产的情况，穆斯林商人在中国经商的情况等等。[25]这反映了14世纪上半叶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盛况。他在书中如实记录了各国的风俗习惯和各阶层人物的生活。从黎民百姓、宗教人士到社会名流、知名学者、政府要人乃至帝王妃嫔等等都有出色的描写，对他们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民族服装、道德风范、宗教信仰乃至朝廷礼仪、法律制度以及伊本·白图泰逗留期间发生的战争、弑君、暗杀事件等等都有详尽的记录。[26]

关于《伊本·白图泰游记》的价值，克拉奇科夫斯基评价说：“伊本·白图泰是他同时代人以及比他年长的马可·波罗的强劲竞争者。当然了，丹吉尔的伊本·白图泰对世界文明有一种自身天赋的悟性，他所描绘的世界的文明情况比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要多得多，穆斯林旅行家对他的旅行路线的描述要比同时代基督教徒的描述更加可信。”[27]

在这个时期，阿拉伯旅行家和舆地学家更多的关注海上丝绸之路及其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医药、香料和其他物产知识和信息，这些记述甚至是这个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反映了新航路开辟前亚洲和非洲的物质文化交流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如伊本·巴伊塔尔（Ibn al-Baytār，1197？～1248年）的《药物学集成》和《医药食品词汇集》，集中记载了各种香药的医疗价值，记述了来自中国本草学的乌头（草乌）、麝香、大黄、牛黄的药用功能，反映了中国医药学对阿拉伯影响的史实。迪马斯基《海陆奇迹荟萃》记载：印度马拉巴尔海岸附近有胡椒海岸，占婆岛生长芦荟和肉桂树，北苏门答腊岛有樟脑树、胡椒树、丁香树、肉桂树。[28]

综上，13～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的资料来源和著述形式发生变化，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发生改变，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结合紧密，通过比对和综合前人的众多资料，以文献记述与旅行考察所得资料互证，纠正前人讹误，并引入史学研究方法，注重探讨物质和文化交流、自然物产的社会价值和各地社会、历史的变化，开展纯正的学术研究。他们的研究视野更为广阔，研究范围更多的关注伊斯兰以外的世界，研究领域涉及地理学、天文学以外的诸多学科，如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教法学等。这个时期的阿拉伯地理著述，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创造了新的游记文体，又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其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突破了托勒密地理学体系的藩篱，纠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讹观点，记载和保存了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物质和文化交流的史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