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太山｜贵霜和印度关系的若干问题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

余太山

贵霜王朝可能源出公元前140年左右越阿姆河南下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塞种部落之一Gaisani。约10年后，大月氏人西迁巴克特里亚，部分臣属大月氏的Gaisani人成为大月氏国五翖侯之一，史称“贵霜翖侯”。[2]贵霜王朝就是某一任贵霜翖侯丘就却创建。[3]在很大程度上，贵霜可视为印度史上的王朝之一。盖早在丘就却任翖侯时，贵霜人就大力向南亚次大陆发展。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讨论贵霜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涉及汉语记载的若干问题。

一 　丘就却与印度[4]

1.丘就却在位伊始就开始觊觎印度，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肹顿、都密，凡五部翖侯。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

“月氏”（大月氏）为匈奴所逐，迁于“大夏”即巴克特里亚（Bactria）。所谓分其国为五部翖侯，其实是大月氏王自居巴克特里亚中心地区，将东部山区分封四个翖侯。其中，贵霜翖侯的治地在Kandūd。盖据《魏书·西域传》：“钳敦国，故贵霜翖侯，都护澡城，在折薛莫孙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间。”“钳敦”，应即《大唐西域记》卷一二所载达摩悉铁帝（Dar-i Mastit）之都城“昏驮多”。钳敦、昏驮多均为Kandūd之对译，地在瓦罕（Wakhan）西部Āb-i Panja河左岸，唐代为达摩悉铁帝之一部。“护澡”[hak-tsau]或即“贵霜”(Kushan)之异译。“昏驮多”作为贵霜翖侯的治地在今瓦罕走廊，丘就却向兴都库什山以南发展就很容易理解了。

贵霜翖侯丘就却无疑就是印度出土钱铭所见Kujula Kadphises。[5]证据似乎表明，丘就却作为贵霜翖侯发行的钱币与印度—希腊王Hermaeus（约前90～前70年[6]或约前105～前90年[7]在位）有关：这些钱币可分为两类。一类的正面是Hermaeus头像：头戴王冠，钱铭是希腊文βασιλέως σοτηρος συἝρμαίου（伟大的君王Hermaeus）；反面是Herakles正面立像，手执令牌和狮皮，钱铭是佉卢文Kujula Kasasa Kushana Yavugasa Dharmathidasa（虔诚的贵霜翖侯丘就却）。另一类的正面是Hermaeus胸像，头戴王冠，钱铭是希腊文Κορσαν Κοζουλο Καδφισου（贵霜丘就却），反面与第一类相同。[8]丘就却自称yavuga（翖侯），这些钱币显然颁行于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之前。[9]既然Hermaeus之年代远在丘就却之前，两者不存在联合打铸钱币之可能，丘就却这些发行物只能表明他早就有意南下印度，将自己和Hermaeus联系起来，旨在利用Hermaeus的影响力，以利其钱币流通，开辟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之路。一般而言，入侵者最初的钱币都是模仿占领区原有的钱币，只有在足够强大之后，才铸造自己的硬币。[10]

2.在“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之后，丘就却“侵安息，取高附地”乃指Kujula Kadphises入侵Gondophares（公元19～46年）建立的印度—帕提亚（Indo-Parthia）王国，夺取了该王国的部分领土——高附。

可能在印度—斯基泰（Indo-Scythia）统治者Azes（公元前48/47～25年）身后，帕提亚贵族世家苏伦（Suren）之一员Gondophares夺取了印度—斯基泰王国的领地，因收复被塞人占领的塞斯坦（今Seistan）等地有功、帕提亚王裂土分封，Gondophares遂领有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细亚等地，成一半独立之世袭政权。[11]可能由于当地塞人势力不可小觑，苏伦家族一度和塞人联合统治，史称Scythia-Parthia或Saka-Pahlava王国。不久，Gondophares政权完全脱离帕提亚中央的控制而独立，史称印度—帕提亚王国。因与苏伦家族的关系，该王国又被称为“苏伦王国”。[12]

年代为103年的Takht-i-Bāhī铭文[13]称Gondophares为mahārāja Guduvhara。一般认为，此铭文的纪年应按所谓Vikrama纪元实即Azes纪元计算，该纪元之元年为公元前47/46年，[14]故Takht-i-Bāhī铭文的年代是公元56年。铭文称这一年是Guduvhara（Gondophares）在位的第二十六年，可见他即位于公元31年。很可能就在这一年，Gondophares占领了Paropamisadae。Gondophares建立的所谓印度—帕提亚王国，统治着德兰癸亚那、阿拉科细亚和乾陀罗等地。[15]

一般认为，Gondophares死后，他的王国立刻四分五裂。Gondophares名义上的继位者是Abdagases。[16]事实上，Abdagases也许只是Gondophares王国的封臣或割据者之一。而丘就却很可能是在Gondophares去世后不久便发动“侵安息”之战的。

丘就却首先占领的是印度—帕提亚王国的属土“高附”。“高附”，即Kabul古称Cophen之汉译，在《后汉书·西域传》中为国名：

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

《汉书》以为五翖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然丘就却所取“高附”称“地”，似乎表示丘就却所取系喀布尔河流域，亦即夺取了部分Paropamisdae。[17]

3.如果我们信从《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述，丘就却在“取高附地”之后，并未继续南下，而是回头推翻了盘踞巴克特里亚首府Bactra的大月氏王——其宗主，即所谓“灭濮达”。“濮达”不妨视作Bactra之汉译。此举客观上为丘就却南进解除了后顾之忧。[18]

4.“灭濮达”之后，丘就却继续南下，这一次的目的地是罽宾即乾陀罗及其附近地区，也是印度—帕提亚王国的属地。主要是钱币学的研究表明，Gondophares同时或身后，除Abdagases[19]外，在原印度—帕提亚王国领土范围内还有若干统治者，如统治过信德和乾陀罗的Sases，[20]时间可能在Abdagases之后。果然，丘就却“灭罽宾”就是从Abdagases或Sases手中夺取了乾陀罗。换言之，丘就却夺取了原印度—帕提亚王国的不少领土。贵霜人的势力开始深入印度。

5.以上Kujula Kadphises诸举动无不表明贵霜立国伊始便觊觎印度。换言之，贵霜王朝一开始的发展方针便是立国印度。当其时也，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的势力业已式微，而笈多帝国尚未兴起，其他印度本土势力也后继乏力。很可能，针对这种局面，贵霜王朝创始人丘就却决定了南下的方针。

今案：丘就却活动年代的上限是公元前25年，下限是公元79年。[21]尽管自光武帝至章帝东汉均无力经营西域，但当时西域被匈奴视为禁脔，这也许是丘就却没有进攻中国西域而南下印度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　“阎膏珍”与“天竺”

据《后汉书·西域传》：

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而据迦腻色伽的Rabatak铭文：[22]

……为Kujula Kadphises国王、其曾祖父，为Vima Taktu国王、其祖父，为Vima Kadphises国王、其父亲，也为他本人，Kanishka国王[造像]。（11-15）

可知迦腻色伽之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依次为Kujula Kadphises、Vima Taktu和Vima Kadphises。对此，作以下说明：

（一）《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阎膏珍”

1.既然Kujula Kadphises即《后汉书·西域传》之丘就却，则其子应为Vima Taktu。但就对音而言，“阎膏珍”[jiam-kә-tiәn]一名只能和Vima Kad[phises]勘同，和Vima Taktu不合。《后汉书·西域传》可能将丘就却之孙误以为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之子，并不知道Vima Taktu的存在。

2.一说：Vima Taktu应即钱币所见无名贵霜王“Soter Megas”（大救星）。[23]果然，则Vima Kadphises应为“Soter Megas”之子：由于其名不彰，《后汉书·西域传》误指Vima Kadphises为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之子。

3.另说：钱币学的证据表明“Soter Megas”和Vima Taktu不可能勘同。“Soter Megas”应是《后汉书·西域传》所载受阎膏珍（Vima Taktu）委任监领印度的将军。后来，此将篡位，以“Soter Megas”之称号铸币，将合法继承人、丘就却之子Vima Taktu迫逐至边远地区。[24]果然，则《后汉书·西域传》所谓“阎膏珍”实指Vima Taktu，至少包括Vima Taktu在内，而贵霜人“复灭天竺”可能在Vima Taktu治期。

4.以上有关“Soter Megas”两说中，后说较胜。除钱币证据外，尚有理据：丘就却“年八十余死”，不难想象Vima Taktu继位时年事已高，年老昏聩，不免大权旁落、成一傀儡。果然，《后汉书·西域传》所谓贵霜“复灭天竺”主要依仗Vima Taktu委任之将军，此将不仅“监领”而已。

5.说者指“Soter Megas”为篡位者，不如指为权臣更妥当。

一则，凡篡位者均须大张旗鼓宣扬其继位的合法性，而“Soter Megas”却隐姓埋名，于理不合。

二则，“Soter Megas”未必是此将自称，而是指贵霜统治者，可以认为是该将藉贵霜权威，镇抚新征服的“天竺”地区，不能指为僭越证据。

三则，“Soter Megas”自主发行钱币，但其钱币成了贵霜钱币之另类，也许是刻意与正统保持距离，表明自己并无野心。

四则，“Soter Megas”侵占Vima Taktu之王权，但并未废黜后者，更未另立国号。另一方面，身处边缘地区的Vima Taktu还保持着发行钱币的权力。[25]

五则，这是尤其重要的：Vima Taktu去世后，其子Vima Kadphises得以登基，以接续丘就却以来的王统。事实上，贵霜王统从未中断。

6.客观上，《后汉书·西域传》所载贵霜“灭天竺”之功成于Vima Taktu和Vima Kadphises两位统治者的治期：也许直至Vima Kadphises登基，东汉才获悉丘就却之继承人，于是有了“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这则记载。“置将一人监领”所征服天竺领土者其实是Vima Taktu而非Vima Kadphises。

（二）《后汉书·西域传》称“阎膏珍”复灭“天竺”，究竟何所指？所谓“天竺”，据载：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㲪、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

“天竺”[thyen-tuk]或“身毒”[sjien-duk]之原语应为Sindhu或Hindhu。因此，“天竺国”的中心地区应为印度河流域，所临“大水”即印度河。

而同传既称高附地（喀布尔河流域）“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似乎表明“天竺”不仅不包括喀布尔河流域，也不包括塞斯坦、阿拉科细亚，乃至乾陀罗（呾叉始罗）等地。因此，“阎膏珍”所灭，似乎是上述之外地区。

但是，传文又说“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则“身毒”（天竺）似乎不局限于印度河流域。此处“身毒”成了广义的“天竺”。这正是“月氏”即贵霜王“阎膏珍”所灭之“天竺”。特别是“磐起”即剽越（Pyū、Prū或Promo之音译），指缅甸。既然也被视为“天竺”之一部分，则也可能被“阎膏珍”所灭。

《后汉书·西域传》另有“东离”国：

东离国居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

今案：“东离”可能是《魏略·西戎传》所载“车离”之讹。盖据《魏略·西戎传》：

车离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其地卑湿暑热。其王治沙奇城，有别城数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击服之。其地东南西北数千里，人民男女皆长一丈八尺，乘象、橐驼以战，今月氏役税之。

“车离”[kia-liai]，一般认为即南印度古国Chola，而“沙奇”[sai-kiai]应即Kāñchī，亦即《大唐西域记》卷十所见达罗毗荼国（Dravḍa）之都城建志补罗（Kāñcipura）。

“月氏”即贵霜既“役税”车离国即Chola，知贵霜势力曾一度伸向该处。《后汉书》《魏略》均称此国“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似乎不在“天竺”范围之内。但是，若将此处“天竺”理解为广义的天竺，而Chola王国可纳入“南天竺”（Dākṣiṇātya或Dakṣiṇāpatha）范畴。[26]有鉴于《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未及迦腻色伽，因此，无妨将贵霜对磐起乃至车离的役使归入“阎膏珍”亦即Vima Taktu和Vima Kadphises治期。

（三）Vima Taktu和Vima Kadphises的年代

一般认为，曾被归诸丘就却的122年的Panjtār石刻铭文[27]、134年的Kalawan copper plate[28]和136年的Taxila银卷铭文[29]应出现在Vima Taktu治期。[30]两者采用的纪元是所谓Azes纪元，其元年为公元前47/46年。[31]因此，其绝对年代应分别为公元75年、87年和89年。由此不妨认为公元89年是Vima Taktu去世年代的上限。

以下两篇铭文则与Vima Kadphises的年代有关：

第一篇是187年的Khalatse铭文，旧说此铭文之年代应按元年为前58/57年的所谓超日纪元（Vikrama saṃvat）计算，绝对年代便是公元129年。[32]

今案：以往将此铭文年代释读为187年，因而只能按所谓超日纪元计算。但据最新的释读，该铭文的年代不是187，而是287，[33]其年代自然不能再按所谓超日纪元、只能按元年为公元前175/174年之Yavana纪元推算。因此，绝对年代也就成了公元112/113年。

第二篇是299年的Surkh Kotal铭文，其年代历来认为应按元年为前170年的Eucratides纪元计算，绝对年代为公元129年。但是，这299也是误读，正确数字应为279。[34]和Khalatse铭文一样，该铭文采用的也是Yavana纪元。因此，此铭文之绝对年代应为公元104年。而所谓Eucratides纪元乃Yavana纪元之别称，因Eucratides是最早统治兴都库什南北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Yavana纪元一度被认为是Eucratides所创而得名，其元年应为前175/174年而不是前170年。[35]

由此可见，Vima Kadphises和Vima Taktu治期采用了不同的纪元。而自以上关于铭文的释读和年代的推算无法得知Vima Kadphises去位的正确年代，只能说在公元112/113年之后。而《后汉书·西域传》没有提及阎膏珍之死看来或非偶然，很可能表明他公元125年依旧在世。

上述种种推测，若能知道“复灭天竺”何所指，或许有助于准确推断《后汉书·西域传》“阎膏珍”究竟何所指。遗憾的是《后汉书·西域传》对于“阎膏珍”的武功并无进一步的说明。只能说，“天竺”乃指印度—帕提亚王国之外的南亚次大陆地区。盖“复灭天竺”不妨理解作“又灭天竺”。丘就却业已征服印度—帕提亚王国，其后人则进一步征服了南亚次大陆其他地区。

“天竺”[thyen-tiuk]一名，在中国正史“西域传”中首见于《后汉书·西域传》，与《史记·大宛列传》所见“身毒”[sjien-tuk]、《汉书·西域传》所见“天笃”[thyen-tuәk]为同名异译。但其具体范围如何，各史均无明确说明。

“阎膏珍”究竟征服了次大陆哪些地区，不得而知。西方和印度文献并未提供证词，而钱币学的资料在这个问题上也只能仅供参考。钱币是流通的，其出土地点未必能够表明贵霜的势力范围，何况钱币出土有其偶然性。

《魏略·西戎传》称：“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传文描述的时代或许是迦腻色伽即位以前贵霜的势力范围，吐火罗斯坦、喀布尔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均役属贵霜王国。所谓“属”，役属而已。

三　迦腻色伽的年代[36]

有关迦腻色伽的年代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在此，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迦腻色伽纪元”也许只是一个伪命题。自丘就却开创贵霜王朝起，直至王朝灭亡，包括迦腻色伽，已知的所有贵霜统治者，均无创建新纪元或登基改元之举。质言之，贵霜王朝历任国王只采用现成的纪元纪年：

1.迄今不见属于丘就却的纪年铭文等，因而其采用之纪元不得而知。年代为136年的Taxila银册铭文，[37]一度认为属于丘就却，今已归诸其子Vima Taktu。

2.在Vima Taktu治期，贵霜王朝按元年为公元前47/46年的所谓Azes纪元纪年，不管采用这个纪元的是Vima Taktu治期“监领”天竺之“将”，还是Vima Taktu本人，Vima Taktu治期贵霜王朝所用纪元只是现成的纪元，并未另创新的纪元。

3.同一个贵霜王朝，在Vima Taktu之子Vima Kadphises治期则按元年为公元前175/174年之Yavana纪元纪年，亦未另创新的纪元。

4.自Vima Kadphises之子迦腻色伽起，贵霜王朝均以Yavana纪元纪年，似无例外。没有证据表明迦腻色伽曾经建元，换言之，不存在所谓“迦腻色伽纪元”：

（1）既然迦腻色伽之父——Vima Kadphises按所谓Yavana纪元纪年，则迦腻色伽也完全有可能继续使用这一纪元纪年。

（2）所谓“迦腻色伽纪元”之元年，可理解为省去了百位数的Yavana纪元301年，即公元127年。[38]

（3）Rabatak铭文（第1-3行）称：

……大救星，正义、公正的独裁者，值得神圣的崇拜，他从Nana和一切神祇处获得王权，按诸神意愿在第一年举行了就职典礼。

迦腻色伽的第一年，伟大的拯救者，正义的，公正的，专制的，值得崇拜的神，他从那那和所有的神那里获得了王权，他按照众神的意愿制定（即建立）了第一年。（1-3）

铭文所谓“第一年”，仅指迦腻色伽即位的第一年。这一年有可能是Yavana纪元第301年，但也可能不是。换言之，不能肯定铭文的“第一年”为所谓“迦腻色伽纪元”第一年。Vima Kadphises去位年代之上限（公元112年）也可以视作迦腻色伽即位年代的上限。因此，我们只能说迦腻色伽即位之年接近公元127年。

（4）所谓“迦腻色伽纪元”至少连续使用了98年，在此期间，所有贵霜君主均无建元或登基改元之举。

（5）尽管迦腻色伽铭文中多次出现“在迦腻色伽王的第二年”（In the year 2 of maharaja Kanishka）[39]之类提法，但不能视为迦腻色伽创建新纪元的证据。Huvishka的Hunza铭文有称“大王、天子Huvishka的33年”（The year 33 of mahārāja devaputra Huvishka），[40]也不能据此指Huvishka创建了“Huvishka纪元”。不仅Huvishka，这类情况也见诸Vāsishka[41]等的铭文。既然不能据此说存在Huvishka或Vāsishka纪元，也就不能说存在“迦腻色伽纪元”。

（6）应予说明的是Rabatak铭文（第3行）有载：

他颁布了一个希腊语诏书，然后将它译成雅利安语。

似乎不能将这解释为自迦腻色伽起停用希腊语，更不能认为这与采用Yavana纪元有矛盾。

案：由于迦腻色伽前后的贵霜统治者均无创建新的纪元或者登基时改元的确切证据，唯独认为迦腻色伽建元一事是值得怀疑的。或者说，也许并不存在什么迦腻色伽纪元。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我假定迦腻色伽是沿用其父阎膏珍采用的纪元。

历来被认为属于Vima Kadphises的铭文有两篇：187年的Khalatse铭文和299年的Surkh Kotal铭文。两者所采用的纪元分别是Vikrama saṃvat era（元年为前58/57年）和Eucratides纪元（元年为公元前170年）。据此，我得出了所谓迦腻色伽纪元之元年为公元143或131年的结论。[42]

目前，上述两篇Vima Kadphises铭文的年代分别被校正为287年和279年，均采取元年为公元前174年之Yavana纪元。果然，我的思路毋须改变：迦腻色伽并未创建新的纪元，而是沿用其父Vima Kadphises的纪元，而依据校正后的Vima Kadphises铭文的年代，则所谓迦腻色伽纪元之元年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是Yavana纪元的301年，亦即公元127年。[43]这和目前学界主流观点[44]不谋而合。

四　汉文资料所见迦腻色伽的印度征略

据迦腻色伽的Rabatak铭文，迦腻色伽统治了大片领土：

在第一年，[诏书]已向印度、向刹帝力人的整个王国宣布，（至于）他们——……Wasp（阿拉科细亚的Kunār镇）和Sāketa（今阿富汗北部Faizabad附近）两者、Kauśāmbī（今Allahabad附近Kosam）、Pāṭaliputra（摩揭陀都城Patna）、直至Śrī-Campā（今Bhagalpur。鸯伽[Aṅga]都城）——上述地区无论统治者和其他*（可能存在的）重要人物均已服从其意志；他已使整个印度服从其意志。（4-7）

对此，应该说明以下几点：

1.铭文所谓“第一年”可能指Yavana纪元的301年。这一年也许是迦腻色伽登基之年，但也不排除迦腻色伽登基早于此年。有鉴于此，铭文勾勒的贵霜帝国版图可能是迦腻色伽登基之前形成的，也可能是迦腻色伽登基之后才最终形成的。

2.铭文所勾勒的贵霜领土范围，主要是丘就却直至Vima Kadphises列代贵霜统治者征略的结果，但很可能迦腻色伽与有力焉。换言之，迦腻色伽可能在其父Vima Kadphises在位期间业已参与朝政，率兵征略印度。若干次征略也可能发生在迦腻色伽登基之后、铭文刊布之前。由于迦腻色伽的征略，铭文所勾勒的版图才完全属于贵霜王朝。

3.应该指出的是，铭文所勾勒的贵霜帝国领土范围并未包括兴都库什山以北，特别是吐火罗斯坦，而这一地区无疑早已属于贵霜。有鉴于此，是否可以认为铭文所勾勒版图，尽管包括了丘就却祖孙三代的业绩，而起主要作用者还是迦腻色伽。换言之，和迦腻色伽干系最大。

以下主要利用汉文史料，特别是汉译佛教文献探讨迦腻色伽在印度的征略：

（一）迦腻色伽和东天竺（Prācya）、中天竺（Madhyadeśa）

1.《大庄严论经》（The Śāstra of Great Adornment Sūtra）有如下记载：

我昔曾闻：拘沙种中有王名真檀迦腻咤，讨东天竺，既平定已，威势赫振，福利具足，还向本国。[45]

又据《马鸣菩萨传》（The Biography of Bodhisattva Avsvaghosa）：

其后北天竺小月氏国王。[46]伐于中国，围守经时。中天竺王遣信问言：若有所求，当相给与，何足苦困人民久住此耶？答言：汝意伏者，送三亿金，当相赦耳。王言：举此一国无一亿金，如何三亿而可得耶？答言：汝国内有二大宝，一佛钵，二辩才比丘。以此与我，足当二亿金也。王言：此二宝者，吾甚重之，不能舍也。于是比丘为王说法。其辞曰：夫含情受化者，天下莫二也。佛道渊弘，义存兼救。大人之德，亦以济物为上。世教多难，故王化一国而已。今弘宣佛道，自可为四海法王也。比丘度人，义不容异。功德在心，理无远近。宜存远大，何必在目前而已。王素宗重，敬用其言。即以与之，月氏王便还本国。[47]

以及《付法藏因缘传》（Records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about Tripiyaka）卷五：

彼华氏城（Pāṭaliputra）凡九亿人。月支国王威德炽盛，名曰栴檀罽昵咤王。志气雄猛，勇健超世。所可讨伐，无不摧靡。即严四兵，向此国土。共相攻战，然后归伏。即便从索九亿金钱。时彼国王即以马鸣及与佛钵、一慈心鸡，各当三亿，持用奉献罽昵咤王。马鸣菩萨智慧殊胜，佛钵功德如来所持，鸡有慈心不饮虫水，悉能消灭一切怨敌。以斯缘故，当九亿钱。王大欢喜，为纳受之。即回兵众，还归本国。[48]

其中，《大庄严论经》之“真檀迦腻咤”、《付法藏因缘传》之“栴檀罽昵咤王”以及《马鸣菩萨传》之“北天竺小月氏国王”均指迦腻色伽无疑。“迦腻咤”和“罽昵咤”均为Kanishka之对译。至于“真檀”[tjien-thәm]和“栴檀”[tjian-thәm]，均“月氏”[njiuk-tjie]之异译。盖[nj]与[tj]可转，所谓“日照旁纽”，而[tj]与[th]可转，乃所谓“照透旁纽”。《付法藏因缘传》既称迦腻色伽为“月支国王”，又冠其名以“栴檀”，叠床架屋，盖只闻其声，不知其实也。而《大庄严论经》之“拘沙种”得其真相，盖“拘沙”[kio-shea]与“贵霜”本是同名异译。[49]“拘沙”乃塞种部族名Gasiani之转译也。

《大庄严论经》称迦腻色伽所伐为“东天竺”。《马鸣菩萨传》称迦腻色伽所伐为“中天竺”（Madhyadeśa）。《付法藏因缘传》所述情节与《马鸣菩萨传》一致，迦腻色伽所伐应该也是“中天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迦腻色伽即位后既伐东天竺，又伐中天竺。而揆情度理，伐东天竺应在伐中天竺之后。[50]

2.一般认为，“中天竺”在喜马拉雅山和Vindhya山脉之间、Prayāga（今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Allahabad）以西，Vinaśana以东（Sarasvati河消失处）。也可以说“中天竺”从恒河（Ganga）和亚穆那（Yamuna）河的上游延伸到Prayāga（两河交汇处）。[51]

《马鸣菩萨传》所谓“中天竺”者，特指华氏城（Pāṭaliputra）。华氏城即《大唐西域记》（卷八）所见摩揭陀（Magadha）国波咤厘子城，位于中天竺主要河流恒河下游，今巴特那（Patna）西北。[52]

佛经所载迦腻色伽对华氏城（Pāṭaliputra）的征服亦可与Rabatak铭文的记载参看。佛经乃自宗教的角度，将兴趣集中在一点上。不用说，迦腻色伽征服中天竺不仅华氏城一地。

3.一般认为，“东天竺”位于Benares（今瓦腊纳西[Varanasi]）之东。“中天竺”与“东天竺”之间并无明确界限。[53]而由于西天竺之东界不时变化，东天竺之西界也随之变化，因而有贝拿勒斯（Benares，今Varanasi）、钵逻耶伽（Prayāga，今Allāhabād）、鸯伽（Aṅga）、Kajaṅgala（今Mahāvagga）与奔那伐弹那（Puṇḍravardhana，今Rajmahal）诸说。[54]

奔那伐弹那说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玄奘自羯朱嗢祇罗（Kajughira，在Rajmahal附近）东行，越恒河，至奔那伐弹那，复从彼处东行，越过一条大河（雅鲁藏布江下游布拉马普特拉[Brahmaputra]河），抵达迦摩缕波（Kāmarūpa）。玄奘描述的是一条从羯朱嗢祇罗经由奔那伐弹那到迦摩缕波的路线。这就是说东天竺西界延伸至今孟加拉国地区。[55]

《大庄严论经》并未明示迦腻色伽征略东天竺的具体情况，但结合Rabata铭文，无妨认为其东征至少抵达鸯伽，而从经文“讨东天竺，既平定已，威势赫振”看，甚至可能直抵奔那伐弹那。

迦腻色伽征服中天竺和东天竺，为佛教典籍称颂，应与这位贵霜天子的信仰有关。但是，迦腻色伽毕竟是一位世俗的统治者，他征服中天竺和东天竺，至少在客观上有开疆拓土、打通贸易道的作用。

附带说一个问题：按照我上述的理解，迦腻色伽登基可能早于公元127年。在Rabātak铭文中，华氏城已属贵霜，故《付法藏因缘传》所载栴檀罽昵咤（迦腻色伽）王进军华氏城，迫降其统治者的时间应早于Rabātak镌刻的时间。这似乎可以视为迦腻色伽本人并未建元，其登基早于公元127年之旁证。

（二）迦腻色伽和西天竺（Aparānta）

迦腻色伽和西天竺的关系主要纠结于迦腻色伽和所谓“西萨特拉普（Satraps或Kshatrapas）”Rudradaman一世的关系：

虽然“萨特拉普”意为“总督”或“州长”，但所谓“西萨特拉普”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政权。这一政权获得上述称呼是因其历代统治者均未称王，仅以“州长”自居，而为了有别于东旁遮普和马土腊的“北萨特拉普”（Northern Satraps）政权，史家冠以“西”字。

已知Rudradaman一世是“西萨特拉普”政权最强势的统治者，有“大萨特拉普”（Mahakshatrapa）之称。一般认为，Rudradaman一世的治期为公元130～150年。果然，Rudradaman一世与迦腻色伽一世同时代。[56]

Rudradaman一世的朱纳格尔（Junāgaḍh）铭文[57]概述其领土：

他是整个东、西Ākarāvanti（Akara：东Malwa和Avanti：西Malwa）、Anūpa国（古Mahishmati城附近，在今中央邦，Narmada河畔，确切地点不明）、Ānarta（原系吠陀时期古国名，位于今古吉拉特）、Surāshṭra（即Kathiawar，今古吉拉特邦南部半岛）、Svabhra（古吉拉特邦北部）、Maru（Marwar）、Kachchha（Cutch）、Sindhu-Sauvira（信德和Multan地区）、Kukura（Rajputana东部）、Aparānta（“西部边境”—Konkan北部）、Nishāda（古部落，居Malwa和中印度部分地区）以及其他靠自己的英勇获得的领土之主宰，上述地区的城镇、市场和农村，从未受到强盗、蛇、野兽、疾病等的困扰，诸如此类；所有的臣民都依附他，依靠他的力量[充分实现][宗教]、财富和快乐的目标。[L.9]

说者以为，从迦腻色伽第11年的Sui Vihar铭文（Sui Vihar Copper-Plate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1）[58]中可以看出迦腻色伽对印度西部的征服——包括信德省的部分地区。但是，朱纳格尔铭文所述Rudradaman一世对Sindhu、Sauvira的控制显然与迦腻色伽对Sui Vihar拥有主权不可调和。[59]

今案：此说尚可商讨：

一方面，Rudradaman一世及其前任均未称王，仅称“州长”，这一称号其历代统治者均未改变，极可能是这一政权的自存之道。

另一方面，迦腻色伽在印度的征略策略似乎并非推翻当地政权，而是役使之。这从上引迦腻色伽和华氏城王的关系可略窥一斑。《大唐西域记》卷一所载迦腻色伽和中国西域诸国的关系亦可参证：

大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闻诸先志曰：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故今僧众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兴法会，为诸质子祈福树善，相继不绝，以至于今。

又，同书卷四：

昔迦腻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

由此可见，迦腻色迦“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不是消灭当地政权，只是迫使“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这可以视作其“治兵广地”的实质。

这不仅是迦腻色伽个人的行为，而是客观形势使然。这也不仅是贵霜人如此，似乎进入中亚和南亚次大陆的游牧部族，例如在贵霜之前的月氏和贵霜之后的嚈哒无不如此。这应该是游牧政权控制中亚和南亚次大陆的一个范式。

Rudradaman一世治下西萨特拉普（Satraps）确实是一个独立政权。这一政权并非在Rudradaman一世治下才改称“Satraps”的。如果这一名称有利于其政权和贵霜和平共处，Rudradaman一世何必擅自更改。当然，面对强大的迦腻色伽，Rudradaman一世也可能采取诸如称臣、进贡、纳质之类行动。在贵霜，既然Rudradaman一世表示臣服，其统治区不妨视作贵霜领土。Rudradaman一世对Sindhu、Sauvira的控制，无妨其中某地或个别人在刻铭时采用贵霜的纪元。何况，迦腻色伽第十一年的Sui Vihar铭文内容与时政无关，并不能成为“西萨特拉普”役属迦腻色伽的反证。

最后，应该指出，从前引《大唐西域记》卷一关于迦腻色伽对诸国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的记载，足见迦腻色伽对来自河西的质子非常重视。而质子们“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云云，间接说明了迦腻色迦本人四季驻跸处。更重要的是，这则记载似乎表明迟至迦腻色伽治期贵霜王朝的统治中心已不在巴克特里亚，而转移至兴都库什山之南，以至迦腻色伽本人被称为“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

据《大唐西域记》卷三，“自滥波国（Lampā）至于此土。形貌粗弊，情性猥暴。语言庸鄙，礼义轻薄。非印度之正境，乃边裔之曲俗。”“此土”指曷逻阇补罗国（Rājapura），约在今克什米尔境内。也就是说，玄奘认为，健驮逻国（Gandhātra）、乌仗那国（Uḍḍiyāna）、呾叉始罗国（Takṣaśilā）、迦湿弥罗国（Kaśmīra）等，均属北印度（Uttarāpatha）的延伸地带。[60]滥波国，地处喀布尔河北岸，彼时无王，归迦毕试（Kāpiśī）国（今阿富汗喀布尔地区）统辖，可见上述延伸地带包括迦毕试国。

（三）迦腻色伽和“安息”

《付法藏因缘传》有如下记载：“时安息王性甚顽暴，将统四兵伐罽昵咤。罽昵咤王亦即严诫，两刃交战，刀剑继起，罽昵咤寻便获胜。杀安息人凡有九亿。”这是一则尚未得到深究的记载。[61]今试释如下：

第一，“杀安息人凡有九亿”，显为夸饰之辞，类似描述于佛经中并不少见。例如《大智度论》卷三：“佛在大众中，初说法时，九十九亿人得阿罗汉道，六通具足。第二大会，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道；第三大会，九十三亿人得阿罗汉道。”即使如同书卷四所谓“十千名万，千万名亿”，如此之多的“安息”人被罽昵咤王所杀也无法想象。[62]但是，不妨认为《付法藏因缘传》这一数字表明“安息”王和罽昵咤王之间这场战争规模不小。

第二，《史记·大宛列传》称帕提亚波斯为“安息”，《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从之。罽昵咤即贵霜王朝迦腻色伽一世无疑继承了自其曾祖丘就却以来在南亚次大陆征服的领土，这些领土主要位于今南亚次大陆北部。诸如乾陀罗、乌仗那、呾叉始罗、迦湿弥罗、迦毕试等，但和帕提亚波斯帝国的领土并不衔接。帕提亚波斯帝国东进和贵霜王朝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

第三，与迦腻色伽一世同时代的帕提亚波斯国王为Vologases三世（110～147年在位），该王在其整个治期似乎一直为罗马的入侵和国内的“叛乱”疲于奔命，可以说无暇入侵贵霜。[63]一说贵霜王国的发展壮大迫使Vologases三世不得不推行更有力的政治和军事政策，以巩固其在东方的地位。[64]此说并无确据。即使能够落实，也不等于Vologases三世“统四兵”[65]东征。

第四，如前所述，《后汉书·西域传》所载贵霜王丘就却所侵“安息”并非曾献“师子及条支大鸟”之帕提亚波斯帝国。而是所谓“印度—帕提亚”王国。但是，钱币学的证据表明，最后一位有据可查的印度—帕提亚国王Pacores（公元1世纪末）与迦腻色伽祖父同时代。[66]迦腻色伽所战胜之“安息”不可能是丘就却所伐印度—帕提亚王国。即便迦腻色伽即位时，印度—帕提亚王国尚有残余势力，也无力挑起与贵霜之战，即使发生战争，规模也不可能如此之大。

今案：若《付法藏因缘传》所载属实，和迦腻色伽一世发生冲突的“安息”只可能是其领土位于帕提亚波斯和贵霜王国之间的Pārata王国。

Pārata王国是公元2世纪和3世纪占领今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的部分地区（或许还有若干邻近地区）的一个部落建立的。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某个时期，该部落开始从伊朗缓慢东迁，到公元1世纪时到达俾路支斯坦，建立政权。Pārata王国在公元125年到公元300年之间，发行了大约175年的钱币。该部落在希腊文献中时有提及，也见于各种印度文献的部落名单中，有时被称为Pārata，有时被称为Pārada。这种部落名称拼写的含糊性也呈现在钱铭上：在大多数钱币上，该部落被称为Pārata，但在该系列中一些年代较迟的钱币上，该部落被称为Pārada。

钱币学研究表明：该国有10位国王，均发行过钱币，加上钱币上提到的这些国王们的父亲，可以确定身份的统治者有15个。其中13人有伊朗名字，2人有印度名字。有几个人名的词根是-mira，这显然是Mithra的变体，Mithra是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光明之神。由此看来，此国王族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已知年代最早国王似乎是Yolamira（约公元125～150年在位），正与迦腻色伽一世同时代。[67]

之所以可指Pārata王国为与迦腻色伽一世发生冲突的“安息”，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1.Pārata王国与帕提亚波斯帝国（《史记》、《汉书》所载“安息”）同时代。

2.其人来自波斯，人种、信仰可能和帕提亚波斯人相同。

3.在某种意义上，Pārata王国取代了业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印度—帕提亚”王国（《后汉书》载丘就却所伐“安息”）。

4.Pārata挑战贵霜之原因不得而知，但可能性不能排除：Yolamira也许自恃兵强马壮（“四兵”），企图东向扩展其领地。

要之，在迦腻色伽治期与贵霜人发生冲突的“安息”既不可能是帕提亚波斯帝国，也不可能是“印度—帕提亚”王国，只可能是立国于今俾路支斯坦的Pārata王国。

五　Vasudeva（波调）与印度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三年（229）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Vāsudeva）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关于波调，我已有所讨论，[68]在此只是强调两点：

其一，已知波调在位时期为“迦腻色迦纪元”第64/67至第98年，而所谓迦腻色伽纪元元年为127年，波调在位时间当为公元191/194-230，而公元230年只能是其治期结束年代之上限。太和三年，波调使者始抵达魏都，其出发当早于229年。其时，萨珊波斯崛起，咄咄逼人，使者或在求援。

其二，贵霜王取名Vasudeva，似非偶然，或可表明贵霜人所受印度宗教文化影响之深。盖Vasudeva[69]是印度教神祇克里希纳（Krishna）[70]之父。克里希纳是印度教万神殿中的主要神祇之一。在一些作品（如：Gitagovinda）中，克里希纳被描述为终极神灵和所有化身之源。作为克里希纳之父，Vasudeva在克里希纳神话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是将婴儿克里希纳从其出生地（监狱）转移至其养父母家中。

贵霜王朝立国伊始，就开始经营南亚次大陆，历时数百年，接受当地的宗教信仰是势在必然，Vasudeva这一王名的出现，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

尽管目前无法确定Vasudeva治期贵霜的领土范围，但至少从迦腻色伽一世开始贵霜王朝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印度的王朝，即使在保有兴都库什山以北领土时期，其统治中心亦在山南无疑。

 参考文献：

Bivar 1983 = Bivar，A.D.H.(1983).“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Iran Under the Arsacids”.In Yarshater，Ehsan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ume 3(1)：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1-99.

Bivar 2002 = A.D.H.Bivar，“Gondophares”.Encyclopaedia Iranica，XI，Fasc.2.2002，pp.135-136.

Bopearachchi 1991 = O.Bopearachchi，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Catalogue raisonné，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1991.

Bopearachchi 2007 = Osmund Bopearachchi，“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Kushans”.Res Orientales 17 (2007)，pp.41-53.

Cribb 2005 = Joe Cribb，“The Greek Kingdom of Bactria，its Coinage and its Collapse”.In O.Bopearachchi & M.-F.Boussac，ed.，Afghanistan.Ancien carrefour entre l’est et l’ouest：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organisé au Musee archeologique Henri-Pradès-Lattes.Turnhout，2005，pp.207-225.

Cunningham 1854 = A.Cunningham，“Coins of Indian Buddhist Satraps，with Greek Inscription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23 (1854)，pp.679-714.

Dąbrowa 2012 = Edward Dąbrowa，“The Arsacid Empire”.In Touraj Daryaee，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Iranian History.Oxford，2012.p.176.

Falk 2001 = Harry Falk，“Theyuga of Sphuijiddhvaja and the Era of the Kuṣâṇas”.SRAA 7 (2001)，pp.121-136.

Falk 2004 = H.Falk，“The Kaniṣka Era in Gupta Records”.SRAA 10 (2004)，pp.167-176.

Falk 2007 = H.Falk，“Ancient Indian Eras：An Overview”.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21 (2007)，pp.131-145.

Falk 2014 = H.Falk，“Kushan Dynasty iii.Chronology of the Kushans”.Encyclopædia Iranica (online edition)，2014.

Gardner 1966 = P.Gardner，The Coins of the Greek and Scythic Kings of Bactria and India in the British Museum.Argonaut，Inc.，Publishers Chicago，1966.

Daryaee 2017 = Touraj Daryaee，ed.，King of the Seven Climes：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Iranian World (3000 BCE - 651 CE).UCI，2017.

Gazerani 2015 = Saghi Gazerani，The Sistani Cycle of Epics and Iran’s National History：On the Margins of Historiography.In Charles Melville，Gabrielle van den Berg，Sunil Sharma，ed.，Studies in Persian Cultural History，Vol.7.Brill，2015.

Ghirshman 1978 = R.Ghirshman，Iran：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Islamic Conquest.New York，1978.

Goswami 1937-38 = K.G.Goswami，“Kosam Inscription of Kanishka”，Epigraphia India 24 (1937-38)，pp.210-212.

Gregoratti 2017 = Gregoratti，Leonardo (2017).“The Arsacid Empire”.In Daryaee 2017，pp.125-153.

Harmatta 1994 = J.Harmatta，“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the Kushan Empire”.In：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II，UNESCO，1994，pp.417-440.

JiXl 1985 = 季羡林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

Kielhorn 1905-6 = F.Kielhorn，“Junāgadh Rock Inscription of Rudradaman the Year 72”.Epigraphia Indica，Vol.viii.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1905-6，pp.36-49.

Konow 1929 = S.Konow，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Vol.II，Part I，Kharoshṭhī Inscriptions，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Calcutta，1929.

Konow 1932 = S.Konow，“Kalawan Copper-plate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4”.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2，pp.949-965.

Konow 1933 = S.Konow，“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12 (1933)，pp.1-46.

Law 1932 = B.C.Law，Geography of Early Buddhism[WTBZ].London，1932.

Lochtefeld 2001 = James Lochtefeld，The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Hinduism.Rosen Publishing Group，2001.

Lohuizen-de Leeuw 1949 = J.E.Van Lohuizen-de Leeuw，The “Scythian” Period，Leiden：E.J.Brill：1949.

Lohuizen-de Leeuw 1986 = J.E.Van Lohuizen-de Leeuw，“The Second Century of the Kaniska Era”.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South Asian Studies 2 (1986)，pp.1-9.

MacDowall 1968 = D.W.MacDowall，“Soter Megas，the King of Kings，the Kushāṇa”.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30 (1968)，pp.28-48.

Marshall 1914-1915 = J.Marshall，“The Date of Kanish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pp.973-986；1915，pp.191-195.

Marshall 1951 = J.Marshall，Taxila.Cambridge，1951.

Puri 1965 = B.N.Puri，India under the Kushāṇas.Bombay，1965.

Rapson 1905 = E.J.Rapson，“Notes on Indian Coins and Seals”，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5，pp.789-792.

Raychaudhuri 1923 = H.C.Raychaudhuri，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from the Accession of Parikshit to the Extinction of the Gupta Dynasty.Calcutta，1923.

Rezakhani 2017 = K.Rezakhani，ReOrienting the Sasanians：East Iran in Late Antiquity.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107.

Salomon 1998 = Richard Salomon，Indian Epigraphy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Prakrit，and the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s.Oxford Press，1998.

Senior 1998 = R.C.Senior and D.MacDonald，The Decline of the Indo-Greeks，A Re-appraisal of the Chronology from the Time of Menander to that of Azes.Monograph of the Hellenic Numismatic Society 2.Athens，1998.

Senior 2001 = Robert C.Senior，“Gondophares-Sases，St.Thomas and the Era of Kanishka”.Numismatic Studies，Volume 6，Harman Publishing，New Delhi (2001)，pp.59-121.

Senior 2004 = Robert C.Senior，“The Indo-Greek and Indo-Scythian King Sequences in the Second and First Centuries BC”，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 Supplement to Newsletter 179 (2004)，pp.1-24.

Shrava 1993 = Satya Shrava，The Dated Kushāṇa Inscriptions，Pranava Prakashan，New Delhi：1993.

Sims-Williams 1995-96 = N.Sims-Williams / J.Cribb，“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4，I 995-1996，p.75-142.

Sims-Williams 1998 = N.Sims-Williams，“Further Notes on the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Rabatak，with an Appendix on the Names of Kujula Kadphises and Vima Taktu in Chinese”.In：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European Conference of Iranian Studies，held in Cambridge，11th to 15th September 1995，Part 1 (Old and Middle Iranian Studies)，Edited by Nicholas Simas-williams，Wiesbaden，1998，pp.79-96.

Sims-Williams 2004 = N.Sims-Williams，“The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Rabatak：A New Reading”.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New Series，18 (2004)，pp.53-68.

SRAA =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Kamakura.

T = 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藏出版，1924-1934年。

Tandon 2021 = Pankaj Tandon，“The Paratarajas”.In Wilfried Piper，ed.，Ancient Indian Coins：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Nasik，India：IIRNS Publications，2021.pp.1-15.

Thorley 1979 = John Thorley，“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Kushans”.Greece & Rome，2nd Ser.，Vol.26，No.2.(Oct.，1979)，pp.181-190.

XueKq 2019 = 薛克翘，“从法显的‘五天竺’到玄奘的‘五印度’”，《华林国际佛学学刊》2-1（2019年），pp.151-166.

YuTsh 2015 = 余太山《贵霜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

YuTsh 2023 = 余太山《波斯与古代中亚》，商务印书馆，2023年。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