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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沙盘上的命运(摘)

点击蓝字关注 吃果读书2 2021-12-15


我的公公陈立夫

文:李菁


走进陈家

我与陈家结缘是在1973年,那一年,我父亲陪同陈伯伯——那时我还喊他“伯伯”——去西班牙接受马德里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正好我在西班牙留学。他觉得我很开朗,另外,虽然我在国外长大,但还比较符合中国人的礼数,于是收我做干女儿。
  
我父亲林尹,是章太炎、黄季刚的学生,研究传统国学。到台湾后,蒋介石本想请他给蒋经国做国学辅导,但父亲希望能普及国学基础,他在台湾师范大学开了一门课,叫“小学”—小众的学问,中国文字、声韵、训诂学,是很偏门的一个学科,对台湾的文字、文化教育有卓越的贡献。父亲在台师大教了40多年书,学生众多。

小时候上学,老师一听说我们是林尹的儿女,就会说:噢,那是我们的老师或太老师,然后我们就比较“惨”,老师就要我们背唐诗三百首,因为大家觉得林尹的儿女是一定要会这些的。回到家,我们问:爸爸你是谁啊,为什么人家都认识你?

其实我娘家和陈家很早就认识。我的父亲早年曾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过,两家一直非常熟悉。我小时候读书时就知道陈立夫,知道他早年追随蒋介石先生,是他身边的幕僚,但书本给人的印象是僵硬的,会觉得他是很严肃的政治人物。近距离接触,感觉他很和蔼,没什么架子。
  
不过,不论那时的“陈伯伯”还是我,都没想到日后我们会成为一家人。

1976年初我从西班牙放假回台湾,恰好陈家三儿子陈泽宠也从美国回台湾度假——那时候他从普渡大学毕业后已经工作,我们在一个餐会上认识。起初也没什么特别印象,但聊天时发现彼此很投机,他像陈家其他成员一样很温和,也很懂礼貌。

我回西班牙后,他经常写信或打电话来,彼此印象也不错。我母亲起初有点疑虑,因为他比我大12岁。但我觉得我们很谈得来,恋爱一年我们就结婚了,所以最后走到一起是我们自己的缘分,并不是别人想象由两家撮合而成的。
  
我公公和婆婆都是浙江湖州人,是指腹为婚的。13岁那年订婚,直到23岁公公出国前才第一次见过面。虽然是老式婚姻,但他们感情很好,共同生活了65年,公公自己总结的婚姻经验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婆婆孙禄卿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公公虽然位高权重,却很注重家庭生活。我先生还记得童年时,他父亲有一次托朋友从美国带回一双溜冰鞋,他们父子俩各穿一只,溜滑起来,滑倒了他们相拥而抱的情景。
  
公公、婆婆养育了3男1女。陈家的第二代基本上都从事文化、学术的工作,公公并没说过反对我们从政之类的话,他只是让每个人自由发展喜好。

大哥陈泽安毕业于台湾大学农学系,赴美深造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植物病理学家。二哥陈泽宁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姐姐陈泽容16岁时就赴美学音乐,他们都在国外定居。

我先生陈泽宠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是普渡大学航空工程系和工业设计系的双科硕士。1982年,我们回台湾定居,和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二十几载,我也得以近距离了解我的公公、了解陈家。


陈氏兄弟

  
在大陆历史教科书中,蒋、宋、孔、陈被定义为“四大家族”,蒋、宋、孔是有姻亲关系的,而陈家能“忝列”其中,我想大概源于陈家与蒋家的关系。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9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

陈其美,字英士,早年追随孙中山,正是陈其美介绍蒋介石认识孙中山的。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蒋介石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

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蒋介石为“蒋三叔”(注:当年陈其美与蒋介石、黄郛结拜,按年龄,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
  
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叫陈其业,字勤士,是陈其美的大哥。陈家以前经商,在湖州也算是地方士绅。公公早年接受传统的中国私塾教育,1911年,陈其美任革命军沪军都督,受他邀请,全家都搬到了上海。在这里,公公有机会接触到新式教育。
  
1917年,公公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1924年,他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冶矿硕士,在史克兰敦当了8个月的实习矿工后回国。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

公公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讲,原以为帮忙一段时间,马上再回去投身采矿。但蒋先生先是客气地挽留,后来干脆要求他留在身边,公公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公公引为终生憾事。
  
公公最初身份是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实际是在蒋介石官邸里,处理他的私人重要机密文件。任命状中,蒋介石用他的号“立夫”为正式称号,此前,公公一直用“陈祖燕”这个名字,从此他便以“陈立夫”行世,正如原名陈祖焘的哥哥被称为“陈果夫”一样。

公公知道蒋先生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也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蒋先生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25年里,蒋介石也果然没有骂过他。
  
陈家兄弟姐妹共5人,陈果夫和陈立夫最为有名。陈果夫是家里长子,很早就出去工作养家,把希望都寄托在弟弟立夫身上,他的全部学识全靠自修。我们至今还保留他当年写给自己父亲或弟弟的一些东西,一张纸写完翻过来再写,十分节俭。陈果夫比弟弟大8岁,他们兄弟俩的感情非常好,陈果夫膝下无子,公公把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
  
很多历史资料在提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时,将他们称为“CC派”。南京国民政府时候,立法院旁边有一个中央俱乐部叫Central Club,“CC”本是这个俱乐部的缩写,但碰巧“陈”的英文缩写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么演化成了“二陈”的缩写,给大家印象似乎有一个CC派,并且势力磅礴,但公公从来没有承认过有这样一个CC派。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陈立夫的确是一对比较特殊的兄弟,陈果夫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省长等职;弟弟陈立夫则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组部部长等职。

诚然,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兄弟两人在经济上却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积下万贯家财。公公后来远赴美国,转行靠办养鸡场谋生,晚年回台湾住的房子,是4个子女凑钱为他买的。而终身受肺病困扰的陈果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连医药费都无力支付,还是蒋介石特批了一笔钱办了丧事。


政治巅峰


最近《色·戒》的热映,中统那段历史又引起很多人兴趣,这里面也有公公和丁默邨的一段故事。
  
1927年,公公奉命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邨。

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邨的三组被撤销。丁默邨交友甚广,和周佛海很熟,最终被拉进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76号秘密工作室,倒过来对付军统和中统,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所以军统的人特别恨他。
  
但丁默邨跟了汪精卫数年以后,很快发现汪精卫也坚持不住,他托关系找到我公公。公公说你回来可以,但要将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说,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地盘扩大——让丁默邨帮助完成。

丁默邨当时在汪精卫政府里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务,其实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兑现诺言,答应保他的命。
  
这段时间如果丁沉寂的话,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后来保外就医,但不甘寂寞。有一天游山玩水,被中央社记者认出来了,写了篇文章《丁默邨逍遥玄武湖》,结果被蒋介石看到了,这让他颜面过不去。他很生气地说“丁默邨应该枪毙”。

我公公写了封信给丁,大意是这次你触犯得实在太大了,我无法帮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丁默邨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封信给公公:“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帮我的忙,我自己不当心,都怪我自己铸成了大错……”
  
公公在世时,和我们聊天时偶尔会说:“人啊,要守本分。我过去有一个姓丁的手下……”我们那时就当故事听,也不知道这“姓丁的”是谁。最近这部电影出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丁默邨。

公公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政治事件,他随口说出一个故事往往就是一段历史。他晚年写了本《成败之鉴》,也对很多历史事件有所提及。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笔墨记述陈立夫与中统的故事,但他在抗战期间做过7年教育部部长的经历似乎并不像那段历史,被外界所熟知。
  
抗战爆发不久,公公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后来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

此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公公晚年在《成败之鉴》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长时所做的工作,很显然他非常看重自己这段经历。其中他认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贷金制度”。

因为考虑后方的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未来栋梁,兵荒马乱年代,很多学生无力继续学业,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他后来到美国开会遇到一位大陆学者,对方还充满感激地告诉公公,他当年就是拿着这笔贷金完成了学业。
  
那时任财政部长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这两人要钱,他们说战争时期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哪里还有钱给学生?公公说,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义借钱,成立了贷金,就是现在的助学贷款。

当然贷给这些学生的钱至今没有还过一分,但是债务人是陈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账,陈立夫还因为这些学生的贷金借款而欠国家许多钱呢!我想他能借到钱,也说明他清廉、有信用,不会贪污。
  
从踏入政坛第一天起,公公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他29岁任国民党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31岁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38岁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他还成了《时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面人物。


远离台湾


1950年8月4日,在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公公被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我先生后来回忆,他那时还在上小学,连跟同学打招呼告别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很多文章在提到这一段时,往往形容是蒋介石将陈立夫“赶走了”。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公与陈诚的矛盾,而“24小时离开台湾”这道命令就是陈诚通过蒋介石下的。

当然,为了让大家互相有个面子,还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蒋介石跟张道藩(他跟公公也比较熟)商量,这时刚好在美国有一个“道德重整大会”,于是顺水推舟地以这个名义让他去参加,“顺便”长住。
  
陈诚和陈立夫在大陆时期就有矛盾,个中原因一言难尽,但已很公开化。国共的第一仗是陈诚打的,溃败后又被派到台湾。陈诚在台湾有一段非常弱势,当时甚至有“杀陈诚以谢国人”的说法。但谁也没想到,国民党最后也会败得一塌糊涂,退到台湾,而这时在台湾经营数年的陈诚已经打下一定基础。
  
公公到台湾后,要求成立一个改造委员会,来检讨失去大陆的原因。但别人认为他想邀功或作秀,再者大家都是刚从大陆败退,人心不稳,说任何人有罪无罪都不好,还是先安定下来再说。

后来我公公主动提出兄弟两人退出改造委员会,免得人家再纷纷扰扰,他们也想暂时离开,让蒋介石先安定下来。所以1950年成立的“中央党务改造委员会”并没有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名字。
  
此时的国民党与美国也经历了一段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我相信这里还有很多秘密有待时间来发掘和验证。美国原本支持孙立人未果,转而支持陈诚,而退守到台湾的蒋介石因为急需稳定住局面,不得不屈就陈诚。

陈诚后来成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形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势,从客观上讲,此时的陈诚也有了足够控制蒋介石的能力。在那个阶段,局面连蒋家人自已也支配不了。陈诚一直认为陈立夫与他是对立的,虽然他们一是武官一是文官。在陈诚与陈立夫之间,蒋介石不得不选择前者,而委屈了陈立夫。
  
后来有人说,公公离开台湾前拒绝与蒋介石辞行,也有人说他去蒋介石那里辞行的时候,蒋不见他,总之都在说两人结了怨。实际上公公一生充满了中国传统礼数,不管对方如何,他都要坚持作为一个部属的礼貌。而蒋介石不见他,他完全能体谅——见了面,蒋介石该对他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合适,所以公公说蒋介石不见他也是对的。
  
公公那时人气比较旺,如果他硬着不走的话,很可能翻盘,但他最终采取了回避矛盾的方式。我想蒋介石心底是清楚这个状况的。
  
1951年,陈果夫在台湾去世。当时蒋先生给公公来了封信,告之已处理陈果夫的丧事,暗示他不要回台湾。1961年,公公第一次获准回来探望他病重的父亲,他回台湾的时候来机场接他的人爆满。为了避免猜忌,公公并未久留就回了美国。
  
在他身边的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听公公说过一个“怨”字。我记得有一个美国记者后来到台湾采访他时问:“你有没有过怨言?”他回答说:“‘有’或‘没有’,是时间过程里的想法,人总是有不开心的时候,但归结到结论里,是‘没有’,我可以说无怨无恨。我尽自己的本能去帮助他,他接受与否是他的事情。你不能觉得他没有做到你希望他做的事情而有怨言,因为你只是替他做事的。”


美国20载

1950年,公公、婆婆带着女儿和只有8岁的小儿子到了美国,经朋友介绍,在新泽西州开起了养鸡场。我们后来也问过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我先生后来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

鸡场很大,养了5000只鸡,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公公出力最多,100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

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那时的生活,跟他们在南京时期的生活,简直有天壤之别。但公公也能坦然放弃官宦身份,过这种俭朴的生活。
  
那时候很多人去看公公,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公公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李敖后来有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吃饭,他说:陈先生我冒昧问一句,你父亲打领带养鸡是不是在作秀?我先生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带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但他没想到,鸡有鸡的麻烦。美国地广人稀,有时会燃起一股无名火,把鸡场烧了。有时又来了群黄鼠狼,把鸡都给吃了,或是一场鸡瘟,鸡也死了一大半。

台湾那时有不少转型的大地主,政府资助他们转型投资别的产业,他们跑到美国:“陈老,你养鸡,一定赚了很多钱!”公公说:“你们千万不要养鸡,我们不是这个行业的,根本不懂,你们要把钱投在别的事业上。”人家起初还不相信,还以为自己赚钱了还不让别人加入,后来才明白。有人说他真是一个君子,换作别人,可能会说:“好啊,你们拿钱投资来吧!”然后拿了钱扩大自己的鸡场。
  
我曾经问我先生:你和父亲养了那么多年鸡,是不是看到鸡肉会怕?奇怪的是,他还是照样喜欢吃鸡肉,鸡蛋他也照样吃。他说小时候在鸡场,鸡蛋一破就破掉上百个,怎么办?婆婆就做蛋糕做煎蛋、卤蛋,什么花样都做。我婆婆手很巧,我先生的姐姐订婚的时候,所有蛋糕都是我婆婆自己做的。
  
当年,在纽约唐人街,“陈立夫辣椒酱”一度非常有名。因为我公婆都是湖州人,在美国很多朋友来陈家聚会,婆婆很会做菜,大家都觉得她做的辣椒酱非常好吃,先是有人来要一罐两罐,后来三五罐,越来越多,直到有人开始定购。

婆婆后来说,她是盛情难却。因为是真材实料,所以人家的定金还不够她的材料钱。最有趣的是他们后来研究怎么做皮蛋,还做成功了。他们做的湖州粽子也很受欢迎,唯一没“研发”成功的是臭豆腐,因为美国不允许,不然还会出现“陈立夫臭豆腐”。
  
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我的感觉是,公公在那里的几十年虽然辛苦,但过得踏实。

我先生曾回忆,他虽然小小年纪,但也自己学着赶鸡、养鸡,扛饲料。在美国,孩子跟着父母到别人家做客,饭后也一样要帮人家洗碗,所以他是洗碗专家,从来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的。他在普渡上大学时,也是半工半读的,会有人想象得到,“四大家族”的孩子是这样的吗?
  
我先生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便是他与父亲一起在农场的时光。美国那个环境很辛苦,他从小就拿着枪跑来跑去防鬣狗或是打黄鼠狼。他说:父亲离开了政坛,而我找到了父亲。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丈夫的回归,一位父亲的回归。
  
其实私下里,蒋介石还是很关心陈家的生活的。在鸡场起火或出鸡瘟时候,他暗地里通过俞国华——相当于他官邸里一个很重要的管账先生,寄钱过来,帮助陈家渡过难关。所以那段时间,蒋介石与陈立夫的关系维系得很好,并不像外界传说的不合。


重返台湾


1965年,陈诚得癌症去世。不久,蒋介石立即发电报到美国,让公公回台湾。当时蒋介石许了他很多职位:全世界巡回“大使”、“考试院院长”、西班牙“大使”等,但都被公公拒绝,他唯一愿意接受的是“文化复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因为他做过教育部部长。公公是被请回来的,如果真如许多人而言,是被蒋介石赶出去的,那他怎么会被请回来而且又做“资政”呢?

1975年,蒋介石去世。公公在第一时间前往吊唁,蒋经国见到他,跪下来哭着说:“立夫哥,父亲去世了,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蒋经国当政后,很多事情他还是请教公公。

公公与蒋经国的交情由来已久。他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生活费都是从陈果夫那里取的。也正是由于公公背着蒋介石“偷偷”运作,蒋经国才得以顺利由苏联回中国。

蒋经国当年在苏联时,曾写过一封公开信,表示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公公写了封信给蒋经国,告诉他:你不能长期在那边,你该回国了。蒋经国说,我把父亲骂成这样子,他怎么可能还会让我回来呢?公公告诉他:“你把信写好,我来处理。”

我们后来问公公:“那你是怎么就让蒋经国回来的呢?”公公说,他事先估计,如果蒋介石看了信,把信撕掉,大骂几声,再气得把椅子拿起来砸掉的话,这件事就彻底没指望了。但是那天,他把蒋经国的悔过信放在蒋介石桌子上后,蒋介石看了一眼,把信扔在桌子上说:“他还知道认错吗?”然后哼了一声,骂了句“这个孽子”之类的。公公就知道还有机会,他赶紧通知蒋经国说:赶快回来吧!
  
公公对于蒋夫人宋美龄一直很尊重。外界都传宋美龄好权,跟蒋经国争权夺利。但公公说:“如果蒋夫人真的是那种好权好利的女人,那么历史也许还会改写了。”他说,当年在南京开国民大会时,李宗仁穿一身军服出席,蒋介石则穿长袍马褂,大家都觉得很尴尬,因为觉得李宗仁像蒋先生的侍卫官一样。

宋美龄因为长年习惯了给蒋介石做翻译,什么场合她都会出现。蒋先生问她:“你去干什么?”她说:“我们不是要去开国民大会吗?”蒋先生说:“你又不是代表,你为什么要去?”她才恍然大悟:“噢,原来我不是啊。”公公说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宋美龄,她跟宋庆龄不一样,宋庆龄因为长期跟随孙中山,处理了很多政务,而宋美龄更像是一个公关加“超级巨星”的角色。


走过世纪


回到台湾的公公,开始专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他觉得政治是短暂的,但文化是永久的一个根,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直不遗余力,晚年他写了不少研究孔孟的书,还主持翻译了李约瑟的《中国之科技与文明》。他也喝过洋墨水,他也可以很洋派,但他反而更提倡中国的文化。
  
公公对中医也很重视,他说中国的医学是生活医学——生活里就含有医学的教育,比如如何滋补、养生、保健等,现代医学成了一门独立的行业,反倒和生活的关系剥离开了。

汪精卫当年要废除中医,就是公公等人在呼吁,把中医保留下来。他在台湾也说,中医西医不要打架,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他说中西医应该像男女一样,要让他们“谈情又说爱”,最终受益的是病人。

重返台湾后,他着手改制台湾第一所中医学校,同时他还带头编纂了历史上第一本《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是他30年来募资及写墨宝捐款重新建造起来的,另外他又成立了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国传统医药和文化。
  
到了晚年,当年政治的恩恩怨怨已经慢慢淡化,他真心期待看到两岸和谐。1975年,公公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曾向中共方面发出邀请,欢迎毛泽东访问台湾。遗憾的是,大陆正进行文化大革命,他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应。
  
1988年,公公联合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提出“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称赞它是“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公公曾提出用外汇储备100亿美元的利息用作两岸交流,可惜没通过,否则今天的两岸情形肯定有所不同。

1994年,公公赠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幅字,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再次表达了求祖国统一的急切心情。
  
对于大陆把陈立夫、陈果夫列为“四大家族”的一员,公公当然知道。我先生还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四大寇’里最穷的‘寇’,但社会的估价好像很高!”公公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很正常。他常讲,中国敌对的时候常常有,但打归打,毕竟还是一家人嘛。
  
其实他跟毛泽东、周恩来早年就认识。五四运动发生时,公公还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便知南开有个很活跃的学生叫周恩来。当年国共谈判时,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打交道甚多。毛、周跟蒋介石谈判时,指名要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背书,他们说只有两兄弟背书的话,才算话,不然食言怎么办?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在国内谈判时写给公公的一封信,上面说:你们两兄弟对蒋先生最有影响力,也是我们觉得最可以沟通的。
  
大陆第一个记者团1992年赴台湾采访时,就采访过公公。双方对彼此可能都很好奇,公公觉得以前对他有不少负面报道,他也希望让外界来看看。他很风趣地说:“你看我可以活那么久,就是等你们来看我。”他更想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在大陆的领土上,但我们都是中国人。那次采访后他很愉快,他觉得大家对他的疑惑他可以当面解释。大陆记者对他也很好奇,他们对陈立夫养鸡、陈立夫辣椒酱、陈立夫湖州粽子更感兴趣。
  
我近期整理很多公公的资料,发现了1992年的一份文件,上面有公公的批示,他写道:最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的人是李总统。

经国先生对我公公很尊敬,凡事都找他商量,而唯一一件他自己决定后再通知公公的事情就是挑选了李登辉。他说:“立夫哥,我已经挑好了副总统。”公公也无话可讲。1992年,还没有几个人能看清李登辉的真实意图,他已经有先见了,那时宋楚瑜、连战还都帮着李登辉呢!
  
公公晚年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晨5点起床,然后写毛笔字、看书。他很注意养生保健,每天坚持按摩、坚持三餐后散步按摩45分钟,这或许是他长寿的原因。

其实他早年身体并不好,中年时又患上糖尿病,能活到百岁全靠后来的锻炼和修养。我很少见他发脾气,他自己也说,每次遇到困难,他只怪自己,而不责怪别人,所以也不会发脾气。
  
公公、婆婆并未留下多少财产。公公总是教导子女们要自食其力,陈家的生活方式跟台湾的普通民众并无两样。公公在台湾天母曾有座房子,买地和造房子的钱均由4个子女通过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过世后,公公将房子卖掉,并把卖房的钱归还给孩子们。
  
婆婆是90岁那年去世的,她的去世对公公影响很大,作为晚辈,我们对公公的照料自然更加细心。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要出远门,我头一天替他收拾好所有行李。晚上我偶然发现,他把箱子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自己重新收拾。我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他温和地笑笑说:我自己能做的,我还是想自己做。原来他担心直接拒绝我的帮助,会让我不高兴,于是只好自己“偷偷”收拾。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老年人,并不要以为替他处理一切事情,便是为他好。
  
公公重返台湾后,一住就是30年。台湾的政治环境让他一天天无奈,那些旧相识也一个个地离去。公公组织了一个“老人会”,原本80岁的老人才能入会,后来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将入会标准降低到60岁。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亲自到殡仪馆去送行。
  
1997年3月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百岁大寿,因为很多人都想到美国去看她,蒋夫人希望由公公出面组个“祝寿团”去美国参加她的百岁寿宴,但公公决定自己单独去探望她,不去抢那个风头。

他说:“我这一生看得太多了,还是让喜欢做这事的人去做吧!我去看望朋友,我亲自去就代表我的诚意了。”

那一年是我陪公公去美国,在蒋夫人纽约长岛的房子里,坐下后,大家忽然发现公公左边耳朵重听,蒋夫人正好右边耳朵重听,于是赶紧给两位老人调换了个座位。看着两位世纪老人用上海话亲热地交谈,我感慨万千。两个人共同的朋友、有着共同回忆的人基本上都去世了!

2001年2月8日,公公在台中去世。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End-

本文选自《沙盘上的命运》,李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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