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旭辉，本文原题为《正义可能迟到，但早晚会到——读《冤案何以发生》》，系2013年公安部直属机关第5期读书交流会获奖演讲文字稿，刊于公安部直属机关党委主编的《机关党建》2013年第8辑。
有人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又有人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亘古长存，一是头上的星空，二是心中的正义。能够兼具悲剧和正义这两个主题的，就是冤案了。虽然冤案比较沉重，但能够发人深省。《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就是一本发人深省的好书。书的作者是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现州议会议员、公益律师吉姆·佩特罗和他的妻子南希·佩特罗。书中的故事涉及美国近年来发生的三起冤案，即克拉伦斯·埃尔金斯强奸、杀人案，迈克尔·格林抢劫、强奸案，迪安·吉利斯皮绑架、抢劫、强奸案。这三起冤案的主人公，分别被错误关押7年、13年、20年。这些故事之所以成书，与克拉伦斯冤案中的两对夫妇有关。
故事的第一对夫妇，即克拉伦斯·埃尔金斯，以及他的妻子梅琳达·埃尔金斯。1998年6月7日清晨，在一个安静的美国小镇，埃尔金斯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在昏昏欲睡中醒来，却发现自己被全副武装的美国特警包围，其中一名警察正用手枪指着15岁的大儿子的头，更小的儿子则被警察控制在隔壁屋内。警察带来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在清晨早些时候，女主人梅琳达的母亲朱迪丝被发现奸杀在一小时车程以外的家里，在场的梅琳达年仅6岁的侄女也遭到了强奸。更令人惊讶地是，警察怀疑男主人克拉伦斯就是对自己岳母和侄女实施犯罪的凶手。这一噩耗让埃尔金斯一家的精神近乎崩溃。亲友们的责难让人难受，陪审团的裁判更让人绝望：控方出示的139件证据无一指向克拉伦斯，警方从两名受害人身上提取的嫌疑人毛发、手指甲，经DNA鉴定与克拉伦斯不吻合，但陪审团还是听取了6岁的受害人，即克拉伦斯的侄女的陈述——她指控自己的姨夫就是凶手。于是，1999年6月18日，陪审团根据定案的唯一证据，即一个6岁女孩的证词，依照美国法律作出裁决，认定克拉伦斯构成谋杀罪、判处15年监禁，构成加重谋杀罪、判处10年监禁，构成对朱迪丝的强奸罪、判处10年监禁，构成两次强奸幼女罪、判处两次终身监禁。虽然被告人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拒绝在法律文书上签字，但仍然被投进监狱，并且上述判决将连续执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克拉伦斯需要服刑55年才可以申请假释。入狱时，克拉伦斯才36岁，55年后，他已经91岁。可见这是一个很重的刑罚。因此，判决生效时，克拉伦斯向在场的所有人声明，自己是无辜的，并认为本案是美国刑事司法体制的彻底失败。克拉伦斯入狱服刑后，妻子梅琳达一方面要独力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一方面坚信丈夫清白，四处奔走。终于，梅琳达的坚持引起了美国一家民间公益性法律援助组织——洗冤工程的注意。洗冤工程在美国旨在运用DNA技术来为蒙冤者洗冤。自1994年以来，洗冤工程已先后推动8起冤案平反，冤案当事人最少被错关了3年，最长被错关了25年。在本案中，洗冤工程获取了一份关键性的DNA证据，证明真凶另有其人。最后，在另一对夫妇的努力下，克拉伦斯在入狱7年之后沉冤昭雪——真凶竟是与克拉伦斯同处一狱的牢友。故事的第二对夫妇就是美国俄亥俄州时任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任期为2003至2007年）和他的妻子南希·佩特罗。2005年9月，在知晓克拉伦斯的冤情（此时他已入狱6年）后，吉姆建议负责本案的县检察官重新调查此案，但后者一直拒绝承认DNA检测结果证明当事人是无辜的。于是，凭着对DNA技术的信任，在妻子的支持下，吉姆冒着政治风险成为美国第一个介入洗冤工程的现任检察总长。他不是以官方身份，而是以公益律师的身份，与自己的下属在法庭公开辩论，最终促成法官判决克拉伦斯无罪释放。 吉姆在书中写到，美国自1819年博恩杀人冤案被报道以来，运用DNA技术洗冤的案例层出不穷。分析这些冤案，可以发现6种常见的诱因，即：分析这六种诱因，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重实体、轻程序，重言词、轻实物。只不过这些问题，我们有，美国也有。
六是美国民众对司法系统的迷信，容易使冤案不受重视。这些障碍，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对平等与正义的理解不透，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不足。此话怎讲？如图所示，真相就像球赛，法庭就像赛场，公检法、司律学、当事人、被害人、新闻媒体、人民群众，都希望发现真相，实现正义。但各方的资源多少、能力大小并不相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各不相同。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如果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不足，真相就可能被蒙蔽，认识就可能一边倒，法官就可能偏听偏信，冤案就可能酿成。 此外，吉姆还强调，虽然DNA检测等高科技手段提高了发现真相的能力，但8个迷信而错误的司法观念，才是导致冤案发生的致命因素。这些错误观念分别为：八是如果司法体制存在问题，体制内的职业人士将会改善它们。在我看来，这些观念的根源，就是傲慢与偏见。不论是DNA等物证保管不善、使用不够，还是案件本身关注不足、研究不透，都因为傲慢，所以轻视，因为偏见，所以忽视。 有鉴于此，吉姆于2007年任期届满时，在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下，放弃仕途，正式加入洗冤工程并提供无偿援助，还当选俄亥俄州议会议员，推动相关立法的起草和提交，以求大幅减少冤案。他提出6个立法建议：研究这些建议，不难发现，这些建议与咱们国家近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推动司法改革，法院试点量刑规范化改革，公安机关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异曲同工之效。不论是完善包括DNA在内的证据制度，还是依法规范行使侦查权、审判权，中美两国都在为建立健全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而不懈努力。近来，我们国内的杭州张辉、张高平叔侄奸杀案，河南李怀亮奸杀案引发热议。案件当事人都因涉嫌杀人而被错误关押，又都因指控其犯罪的证据不足而被改判无罪。通过研究美国的这几起冤案，我想第一不要太悲观，冤案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时代所独有，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使是标榜自由、人权与法治的美国，也会发生如此荒唐的冤假错案。尤其不要过于悲观，认为所谓正义、公平太过脆弱。因为法乃善良公正之术，如不被信仰，就形同虚设。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早晚会到。正因为实践中的法律可能滞后、制度可能失范、裁判者可能失智，所以才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献身法治，正本清源，维护正义的本来面目。第二也不要太乐观，认为既然冤案常有，命案难破，放松要求得过且过。尤其不要过于乐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一个有漏洞的个案，或许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但一个有漏洞的制度，却使厄运可能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所以我们不能做沉默的大多数，而应该做有良知的普通人，就如同书中的吉姆夫妇，不仅推动个案的纠偏，更关注在制度层面的建言献策与健全完善。
有人说，生活就像太极，如果白点代表好的一面，黑点代表不好的一面，那么白中带点黑，黑中带点白，合在一起，就是生活。冤案也如此。它既让人痛楚，也让人更加热爱生活。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主人公，虽身处监狱，也要想办法播放莫扎特的音乐。因为，他还热爱生活、心怀希望。而希望，诚如电影所言，是个好东西，或许是最好的东西。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即使如冰一样凝结，终会像花一样重开。读罢《冤案何以发生》，我也更加坚信生活的4个真谛，即：在工作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做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有人说，所谓政治效果，就是领导的看法，所谓法律效果，就是法律的写法，所谓社会效果，就是群众的说法。理论上讲，法律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制定的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领导的看法、法律的写法、群众的说法当然应该是统一的。但实践中，领导的看法可能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或者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群众的说法可能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陷于集体无意识或非理性亢奋，法律的写法也可能过于原则或滞后而留下不同的解释空间。如果三者不完全一致，怎么办？长远来看，法律不是一成不变，也会与时俱进，领导的看法、群众的说法，也会通过科学决策和民主协商，转化成法律。但转化需要一定的时间、条件和过程，如果时间紧急、条件有限、过程繁琐，怎么办？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手段，既实现领导意图，又救民于水火，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群众工作能力。具体操作，因人因事而异。但有一条底线却是共通的，那就是“有知识、有经验、有良心”。《冤案何以发生》中的吉姆·佩特罗，就以亲身经历，为我们诠释了一个优秀、正直的法律人，在日常工作与大是大非面前，如何做到“有知识、有经验、有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