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post SELECT：犀牛克拉拉

▲丟勒的犀牛 (Dürer's Rhinoceros)，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Albrecht Dürer)，木刻版画，1515年。作品建基于一幅由不知名画家所画的素描印度犀牛。画中的犀牛早几年来到里斯本，是自从罗马帝国以来第一只活的样本。然而，丢勒本人从没见过那只犀牛的实体。

丢勒没有见过犀牛，但由他绘画的犀牛形象却在欧洲盛行了超过两百年，当时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也对犀牛这种“神秘的怪兽”迷恋不已。直到一只名为“克拉拉”的犀牛的出现，人们才知道原来真正的犀牛只有一只角。

本篇 postpost SELECT 的文章就是关于克拉拉。

▲克拉拉(Clara)，1751年由皮特罗-隆吉(Pietro Longhi)在威尼斯画制。画中一个旁观者拿着她的角，这幅画在罗马展出时该部分被擦除。

Wonder Beast Clara

神奇野兽克拉拉

Gijs van der Ham

“一头犀牛即将来到你的小镇，一头活生生的犀牛！这种来自遥远地方的神奇的动物从来没有在这里出现过。它体型巨大，并且还是一个重量级吃货。你有机会亲眼看到这只动物！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难得机会！”在1750年左右，像这样的新闻在报纸和海报上出现，并在欧洲各地的街头、市场和旅馆中传播。无论在哪里，这个巨型的神奇动物都是无人不知的头条。

在每个小镇和城市，人群蜂拥而至地围观犀牛。亲眼到犀牛后，人们目瞪口呆，惊叹不已。有些人认为她是可怕的，或者认为她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另外一些人则对她着迷，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还有些人从头到脚，从角到尾巴仔细打量她。有人以画笔为参照，从各个角度丈量着这个奇怪的外来者。人们讨论她，并以文字、素描、绘画和雕塑的形式记录了他们的发现。因此，这只犀牛的真实面貌也最终被那些无法亲眼目睹她的人们所了解。

▲克拉拉的画像，Jean-Baptiste Oudry，1749年。

在大约十七年的时间里，一只雌性犀牛被带到了这里，那里，任何地方。她的主人把她展示给了任何愿意出钱的人。与此同时，身处异乡的她也在这片本没有犀牛的土地上，从一只幼崽变为了一只成年动物。在那段时间里，她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犀牛。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变成了明星，还有了自己的名字：Clara，克拉拉。 她甚至亲切地被称为克拉拉小姐（这也是她在1758年去世250多年后仍广为人知的原因）。

尽管一生都处在被囚禁的状态，克拉拉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她的命运是由人决定的，在她的一生中，她遇到的人也远远多于犀牛。与此同时，她已经成为她所属的物种的象征。当克拉拉刚刚到达欧洲时，人们对犀牛所知甚少，而且他们知道的也总是不正确的。克拉拉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点。她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了解、欣赏，甚至是某种理解，尽管她——或者说犀牛这个物种本质上来说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是陌生的存在。仅凭这一点，她仍旧是一只神奇的野兽。

▲1747年左右在欧洲大量印制的“克拉拉纪念照”。

犀牛是什么？

1741年，克拉拉 (Clara) 是真正意义上第一只踏上荷兰土地的犀牛，除非我们回到几万年前，那时曾经有长毛犀牛在当时的欧洲大草原上漫游。然而，这个物种早就灭绝了，并且在 18世纪中叶，没有人知道它早期存在的历史。在克拉拉后来途径的许多欧洲国家里，人们从未见过犀牛。稀有的印度和非洲犀牛曾被带到过罗马，或许偶然途径过意大利的某一个城市，但那是在大约1500年前的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时代。古罗马政治家大普林尼(Cayo Plinio Segundo)，卡西乌斯·狄奥 (Cassius Dion)和文学家马提亚尔 (Martial)等人流传下来的书籍讲述了这些动物是如何在剧院和竞技场中与大象、狮子和熊等动物进行生死较量的。这致使大普林尼在其著名的《博物志》 (Historia natural)中得出了犀牛和大象是天敌的结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一说法一直被人们信以为真。“犀牛(rhinoceros)”这个名称的字面意思是 “鼻角(nosehorn)” ，其由来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同一时间，由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 (Strabo)所创造。通过这些古代著作，欧洲人知道了犀牛一定是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的，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就是他们对犀牛的全部认知了。

▲“犀牛与大象是天敌”，Jan Griffier，1678年。

直到欧洲人踏上其他大洲的未知土地之前，人们对这些动物的了解都未能增加多少。13世纪末期，犀牛第一次出现在马可波罗的文字中，之后犀牛才时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谈论中。马可波罗是这样描述的：虽然这是一只长着独角的动物，但除此之外，它与欧洲古老传说中大量描述的独角兽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相似之处。独角兽是一种纤细、白色、像马一样的动物，有一个长长的螺旋形状的角，但它是长在额头，而非鼻子上。独角兽象征着基督之母圣母玛利亚的纯贞。显然，没有人在现实中见过独角兽，因为它仅存在于神话和寓言中，但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位意大利探险家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个看到真正的犀牛的欧洲人。

▲ 木刻版画，Giovanni Giacomo Penni，1515年。

尽管一些欧洲人接受或怀疑犀牛是否真实存在，但还没有人知道这种动物究竟长什么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犀牛长相的认知都来源于几枚罗马硬币上潦草的犀牛形象。直到1515年，一头从印度进口的成年犀牛登陆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此十年前，葡萄牙人在海上航行，绕过非洲南部到达亚洲进行贸易活动。正如荷兰东印度公司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之后得出的结论那样，这只能通过暴力或与当地强大的统治者建立良好关系才能实现。战争和外交的结合通常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交换礼物也是促进关系的润滑剂。这就是葡萄牙属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尔伯克基 (Afonso de Albuquerque) 努力争取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苏丹穆扎法尔·沙阿二世 (Muzaffar Shah II) 的方式。作为回礼，阿尔伯克基收到了一头犀牛。事实上，葡萄牙总督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头巨兽，但他显然无法拒绝。考虑过后，他决定将这头犀牛送给他自己的统治者——曼努埃尔一世国王(King Manuel I)。因此，这头犀牛和它的印第安饲养员一起于1515年5月抵达了里斯本，在海上漂流了五个月后，它仍活得很好。曼努埃尔国王对这份礼物感到非常满意，同时，这只奇怪的动物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然而，一年后，国王决定将这头犀牛连同一系列昂贵的礼物单独送给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希望能获得这位有影响力的教皇对葡萄牙的支持。但在1516年初前往罗马的途中，这艘船在意大利海岸沉没。而这头被绑在甲板上的犀牛也随之淹死了。

虽然只有在里斯本的人有机会亲眼见到这只犀牛，但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正是与这头犀牛有关的画作定义了欧洲人对犀牛的印象。其中一位艺术家是一名经销商，他于1515年6月写信给德国纽伦堡市的一位朋友兼商业伙伴，告知他犀牛的到来。他在信中附上了一幅素描，后来这幅素描辗转到了一位当地艺术家的手中。而这位艺术家正是年仅44岁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Albrecht Dürer)。作为画家、插画家和版画家，丢勒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享有盛誉。他的版画和木刻（在当时仍是相对较新的技术）印证了他空前的精湛技艺。这些印刷品因可以大量出版而广为人知并被广泛传播。

▲“丢勒的犀牛”的细节。

当丢勒看到这张来自里斯本的素描时，他觉得这种几乎不为人知的动物终于被记录下来的这件事情非常有趣。他先为此画了草稿，然后以此做出一幅木刻版画(详见上图)。“Rhinocerus”这个词被清楚地写在1515年和丢勒签名的中间。在版画的上半部分，他再现了信中与这个动物起源和外貌特征有关的信息。比如，据说这只野兽的颜色类似于斑点龟，以及它的皮肤由厚鳞片组成。此外，丢勒将犀牛与在欧洲更广为人知的大象联系起来(当时的传闻是这两种动物是天敌)。通过新旧信息的结合，丢勒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形象。

这幅画描绘的显然是一头犀牛，但任何真正见过犀牛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描绘的并不像。被压缩在木版画的边框之间，这只从侧面视角勾勒的动物看起来很奇怪，也很紧凑。这只动物一动不动地盯着右边，相比之下显得较大的脑袋微微低下。它的皮肤似乎由一系列挂在身体上的板块组成，鼻子上长长的角明显是向后生长。在它头后的背部有一个小的螺旋形状的第二只角，这是真正的犀牛所没有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丢勒对原始素描（可假定它是业余素描）的演绎是如此地令人信服和吸引人，以至于后来大量的图像都以此为基础。丢勒的犀牛不仅成为了他同时代的标准，更成为了他后人的典范。

令人好奇的是，尽管存在很多其他的绘画更真实地展示了里斯本犀牛，但它们几乎不为人知。均于1515年面世的奥格斯堡艺术家汉斯·布格迈尔(Hans Burgkmair)的木刻，和意大利医生乔瓦尼·贾科莫·彭尼(Giovanni Giacomo Penni)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犀牛的论文“Forma e natura e costumi de lo Rhinocerothe ”中的插图，其中的犀牛没有第二只角，皮肤状况呈现的也更为准确。但这些图像很少被复制和传播。

▲木刻版画，Hans Burgkmair，1515年。

丢勒的版画从未再版过，但他的木刻版画至少被重印了四次，最后一次是1620年在荷兰的海牙 (The Hague)。很快也有人以此为基础制作了副本，比如意大利人 Enea Vico 于1548年发行的铜版画，以及大约同年安特卫普地区版画家—汉斯·利弗林克 (Hans Liefrinck) 的木刻版画。所有这些版画总在鼓励艺术家们以模仿丢勒的方式描绘犀牛，无论是严谨的科研作品、绘画、高脚杯、挂毯还是小雕像。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在“丢勒的犀牛”的众多版本中，最壮观的，也是最后的几个版本之一，无疑是1731年由欧洲最古老的萨克森州迈森瓷器厂的造型师 Johann Gottlieb Kirchner 创作的一个超过一米长的瓷像，该瓷像为小批量生产。这是一次来自萨克森州的选帝侯和该工厂的创始人奥古斯都二世(Augustus the Strong)的委托，为他位于德累斯顿的宫殿的瓷器动物园打造的。如果没有这个犀牛的话，这座宫殿将是不完整的。Kirchner以丢勒1515年的原型为基础创作了这一形象，虽然头垂得更低，嘴是半开的，尾巴更粗，背上的角更大，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他也没有其他例子可以参考。

▲铜板版画，Enea Vico，1548年。

▲陶瓷雕像，Johann Gottlieb Kirchner，1731年。

从1515年到1741年，即克拉拉抵达荷兰的那一年，同样也曾有其他犀牛被带到了欧洲，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为人所知，因此未能纠正当时盛行的“犀牛模型”。1581年，第二头出现在欧洲大陆上的犀牛，同样也是出现在了里斯本，在四年后被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Philip Il) 的随从带到马德里。这只动物被安置在城外的皇宫埃斯科里亚尔(the Escorial)，只有少数人有机会能看到它。尽管安特卫普雕刻师菲利甫·加勒 (Philip Galle)于1586年发行了这幅动物的版画，这幅画像却很少被再版，也未能削弱丢勒的那副犀牛画像的影响力。

▲版画，Philip Galle，1586年。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将犀牛从印度安全运送到欧洲被证明是件相当困难的任务。1651年，在泰国捕获的两只动物，由爪哇统治者赠送给荷兰总督，作为其回国后的临别礼物，在海上漂泊数月后死亡。与此同时，并不只有它们在航行中丧生了。1677年，另一只犀牛在海上死亡后，它的皮肤立即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上用盐腌制并保存了下来。在它抵达荷兰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管决定将其填充为标本并赠送给了莱顿大学。在那里，这只动物被安置在植物园的画廊中，与其他“奇珍异宝”一起公开展示。在荷兰的其他地方，人们偶尔也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填充标本。举例来说，从1662年起，代尔夫特的外科医生协会(The Surgeons’ Guild in Delft)拥有一头在入境时死亡的小犀牛。尽管几乎看不清楚，但它出现在了荷兰画家科內利斯·德曼(Cornelis de Man)于1681年绘制的“Anatomy Lesson of Cornelis‘s-Gravesande”的黑暗背景中。1667 年，这只用动物标本剥制术(taxidermy)制作的动物曾有一段时间被租给了两位阿姆斯特丹人，他们计划将其作为珍品展出以换取金钱，它的估价为1000荷兰盾。尽管人们对犀牛是充满兴趣的，但公众不得不接受填充标本或犀牛身体的局部，比如在莱顿解剖学教室(Leidse Theatrum Anatomicum)，“犀牛头部的皮和角”就在入口附近展出。

▲Anatomy Lesson of Cornelis‘s-Gravesande，Cornelis de Man，1681年。

▲Wandelaar，第四版和第八版，1749年。

与此同时，即使在另一个活体标本于1684年8月登陆欧洲（这次是英国）之后，大多数的新犀牛画像仍然是以丢勒的版本为参考的。基于与大象相似的成功公式，犀牛是专门为了通过向公众展示来赚钱而进口的。但在短短两年内，这只动物就死了，这项商业冒险和这只动物的名气也随之终结。很多版画在它死亡之前已经制作完成了，但它们仍旧未能成功更新犀牛的形象。某一幅版画似乎准确描绘了展出的这一只犀牛，它鼻上有一个环，上面系着一条链子。尽管背面的角已经弱化到最小，但其他几幅版画仍旧是丢勒版画的变体。就像弗朗西斯·巴洛(Francis Barlow)之后彼得·范·登·贝尔格(Pieter van den Berge)的版画描绘了犀牛和大象之间的战斗。

▲犀牛与大象，Pieter van den Berge，1686年。

直到1737年，另一头犀牛才从孟加拉抵达伦敦，这次是一头四岁的母犀牛。在她抵达后，她立即在不同的地点被展出。此外，在1739年，一只两岁大的雄性犀牛紧随其后，最初被带到恒河畔巴特那的英国贸易定居点，并从那里与他的孟加拉饲养员一起被运往英国。这意味着同时有两只活犀牛同时出现在伦敦，有时甚至可以一起看到它们！这两件犀牛随后都由它们的主人安排在英国各个城镇展出。雄性犀牛在几年内死去，但雌性犀牛在1754年去世前曾游历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年。尽管如此，最受关注的不是雌性犀牛，而是雄性犀牛，尤其在科学界。在这只雄性犀牛到来后不久，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的医生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向他的其他成员详细介绍了这只犀牛，其中包括他的助手詹姆斯·帕森斯(James Parsons) 精心绘制的图画。这是一次新的尝试。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对犀牛进行过如此准确的研究、描绘和绘制。更重要的是，在道格拉斯死后，帕森斯于1743年在《皇家学会哲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份图文并茂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直到报告发表时，与已经在伦敦的两只犀牛来自同一地区的另一只犀牛出现在大陆上。

正是这头犀牛永远改变了人们对犀牛的形象和普遍理解。她的名字叫克拉拉。

▲克拉拉的局部，Lorenzo Baldissera Tiepolo，1751年。

本文节选自出版物《Clara the Rhinoceros》，作者为 Gijs van der Ham，由出版社 nai 010 publishers 出版与发行。

犀牛克拉拉（Clara）所到之处总会引起公众的轰动。科学家们将她视为神兽，艺术家们将她奉为缪斯。慢慢地，克拉拉成为了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犀牛。她的故事给整个欧洲对于犀牛这种在当时并不为人知的动物的认知和理解带来了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们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经常在他们的绘画，素描和雕塑中描绘克拉拉。如果没有这些艺术家的话，克拉拉很有可能已经被遗忘了。

克拉拉的故事讲述的是图像的力量以及神话和现实之间微妙的分界线。同时，她的故事也触及了与当今时代息息相关的主题，比如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以及对一个能为所有生物提生存空间的平衡的未来的威胁。克拉拉的故事是我们所有人的一面镜子。

在这本书中，Gijs van der Ham 分享了他长期以来对克拉拉的痴迷。在新的研究的基础上，他再现了克拉拉在人类中的旅程和生活，并展开讲述了克拉拉的故事是如何影响人类对犀牛的知识和形象的认知的。

翻译：F.Y.

配图/编辑：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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