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再见，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 《当代》 《十月》等刊发表作品多篇，并多次被《小说选刊》 《小说月报》等选刊选载； 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 《喜欢抹脸的人》 ；荣获“茅台杯”2015年度《小说选刊》新人奖；现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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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南天，家里凡是光滑的东西都在冒汗。接着又下了好几天的雨，天气有些闷。妻子提议带孩子们出去散散心。他嘴里应着，心里却犯愁，去哪儿好呢？小城市该玩的地方也都去过了，路途跑远了，还没启程就感觉累了。每次都是兴冲冲出去，病恹恹回来，没有一次不是那样。

他看过金基德的《空房子》，泰石借宿的第一户人家，他们旅行回来的情景，看着就十分熟悉。

哪里都不去了，呆在家里是最好的法子。

两个孩子倒是活蹦乱跳。他们的成长似乎都看得见。大的女孩已经快长到她妈妈那样高了，小的男孩也开始学会争辩，说幼儿园的老师说了的，过马路得看红绿灯。他说是的、是这样，可是我们这里的马路还没有安装红绿灯，它还不够发达、不够健全，就像你还不够成熟一样。他显然没明白爸爸的话，他执意地说，老师是这么说的，老师是不骗人的，如果老师没这么说，你抽我嘴巴。

嘿，他真想抽老师的嘴巴。

他们是需要一辆车了，哪怕是二手车，或者分期付款，那样他们就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走走。一个周末的时间，去隔壁县看梅花，去麒麟山旅舍过一夜，都是可以的。他这么想过，妻子肯定也这么想过，她说，这城市的公交有一搭没一搭的，出个门其实也挺不方便的，要不就算了。他抬头看了她一眼，一个报道才写了一半，主任说了要上头版（其郑重其事让他感觉可笑，好像有很多人等着读似的）。过了年，她有些发胖，腰病却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拍过片子，却查不出具体是什么问题，怀疑是腰椎盘突出，得坚持睡木板。一回来，全家人齐心协力，把席梦思给撤了。他也只能跟着睡木板。她还是经常腰酸，有时连身都翻不了。他设想有一天她病倒了，严重点的话，瘫痪了，坐轮椅，他该怎么办？他想都不敢想。全家还都得靠她，洗衣做饭带孩子，他其实只负责上班，上班还不容易吗？县城的小报社，大多时间不也就喝茶吹水，跟领导出去逛一圈，蹭餐饭，混个小红包。

去年刚买的房子，一个稍微偏僻的小区，地段自然不算好，不过便宜啊。他想过，巴掌大的县城，开个摩托车半个小时就能绕一圈，又何必往市区里挤呢？装修让他伤透了脑筋，既想弄好，又想省钱。装修师傅都差点翻脸了，说你是文化人吧，这点道理都不懂，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他的脸瞬间红了。几个月的时间，他跟报社领导说明情况，能不去就不去，倒是整天窝在现场，既是主人，又当工人。百度上说卫生间的防水特别重要，他就学着网上的步骤亲自做的防水，防水胶刷了一层又一层……最终拿出来的效果，尽管有诸多不如意，大致上还是符合预期。他眼看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布置新房，还是蛮欣慰，几个月的辛苦没白费，甚至于大半辈子的省吃俭用也不至于后悔。

买车的事得缓一缓了，再说，还得先把驾照考了。

妻子拖着腰在往墙角处塞干布，水滴滴答答地往下滑，跟下雨似的。这种天气确实讨厌。听说开空调可以抽掉屋里的湿气，不过为了省电起见，她倒更愿意操劳。她也不好埋怨什么，当初客厅墙壁都贴瓷砖也是她的主意，她说瓷砖好打理，油漆白白的，孩子手上一有彩笔就往上画，怎么洗啊。她说得不无道理。尽管他觉得贴砖是蛮俗的一件事，可是有些时候还是得俗，雅致值几个钱啊？

周五再看吧，说不定周末有采访。他最后这么说。

“热切慰问”？每次都这么写，他想在报道里换种表达方式，哪怕是换个词汇，他翻开辞典查了半天，没查到更好的词，倒是有，比如“诚挚”，他都替换上去一会儿了，最终还是换了回来，他觉得不该冒这个险，语法上的错误犯不上，不过领导的喜好他更清楚。有时领导的喜好也仅仅是喜好——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回南天虽然讨厌，毕竟短暂，它的生命可以预计，有些东西却没办法预计。

他不想做书生式的虚弱感想，面对生活的虚无时，还是会感觉浑身无力，像是大病一场后的恍惚。第二天出了大太阳，他的心情好了不少，稿子也顺利通过。如果没什么要紧事，是应该出去走走。妻子提醒他记得接送孩子。他问你干嘛去？他这么一问，还没等到回答，自己已经醒悟过来了，免不了愧疚一下，赔着笑脸说，嗨，我都忘了。又说，无论如何，今年得把你的事办了。话是这么说，能办的话，也不用拖这么久了，该找的人都找了，该送的礼也送了。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或者如同事建议的那样，得出点大血。

妻子一个礼拜只能在家里呆四天，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她已经为这个家妥协到有点不负责任了。学校把她的课集中安排，算是挺照顾了。就是这样，她每周往返于乡镇和县城之间，看起来比谁都操劳。如果不是得益于一伙教师的罢课静坐，乡村补贴如期领到了手，这工作就算辞掉也不感觉可惜了。时光回溯到两年前，那时他们一家还在小镇，他是二中的教导主任，房子虽是租的，旧得一到回南天屋顶就掉湿灰，生活却要比现在悠闲很多，至少一家人天天在一起。

总要面对一些选择。他跟妻子商量了一夜，第二天便拍板，走吧，去县城。那时他们都还不知道县城能给他们什么，原有的安静生活却注定是要被破坏了，他们竟都有一股悲壮的气儿，兴奋了好几天，铺开白纸规划接下来几年的具体安排。他好多年没那么激动过了，当初师范毕业后，从乡村到镇里，换了几所学校，不可否认，每换一个地方，他就往前走了一步，那种步步高升的虚荣心最终积攒成了一种常态，仿佛他不再往前走，就对不住家人，对不住朋友和亲人给予的赞许目光了。事实上，从他一接到消息的那一天他就知道，用不着商量的，无论是妻子还是父母，都不会允许他错过机会。教师到记者，这一次的转身，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应该是华丽的，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机遇，而他遇上了。这么些年，他从村里一步步到了镇上，再到进城，注定了一样，必须得这么走，一直走。

他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无趣。

无趣是一种让人疲乏的生活状态，它就像起风的日子得了轻微感冒，稍有的不适感，喉咙有点痒， 还不至于痛，鼻子有点塞还不至于堵，先不忙着吃药，以为多喝点水就能痊愈，事实上，吃药也不管用，它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是的，他觉得随着时间流逝，待一切都牢固下来时或许就慢慢有趣了，比如在一个无事的周末，他们什么都不用干，愉快地出去走走，再愉快地回家。愉快地出去容易，愉快地回家对他来说是件很难得的事情。

他害怕接电话，似乎所有的无趣都来自于电话。他故意把手机调至振动，如果在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丢掉手机，急于摆脱它的缠身，把它放在茶几或者进门的鞋柜上。同事和身边的朋友都用上了苹果，他还坚持用三星。即便如此，离开身体的手机稍有动静，他还是能在第一时间察觉，就仿佛他的大脑和手机已经连上了蓝牙，他为这样的敏锐或者说神经质烦恼不已，如果这是现代机器的某项功能，他倒宁愿自毁。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电话他都得接，单位领导的来电自然不敢怠慢，如果是某个无关紧要的朋友，或者是最近才密切联系上的同学，他是可以选择接或不接的，掐断倒是不敢，只能任由手机在桌上得了神经病一样颤动，似乎随时都可能跳起来揍人。

“怎么不接电话？”妻子以前会这样问，后来就不问了。

“是不是外面有什么事？”妻子后来改成这样的问句。这样问是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妻子是不是在怀疑，他在外面有人，有些电话不方便在家里接；或者，他遇到了事，有些事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然不是什么好事。妻子趁他洗澡或睡觉时偷偷察看过他的手机，他也知道。这样不是更好吗？答案向来都需要自己找，他都懒得解释了。

有些时候却不得不解释。

偶尔有从大城市回来的同学，订好了县城豪华的酒店，几通电话，硬要他出现，用他们的话说：“你得出来撑场面。”大伙看重的是他作为一名小城记者的身份，他清楚。也正因如此，去年同学会大家一致要他当秘书长，他三番四次都推辞不掉，不过还是妻子道出了玄机，她说你要是真不愿意干还能有推辞不掉的事？事实上，他还是愿意了。每个从大城市回来的同学都不会是一般人，他们人五人六，带在身边的女孩也不知道是老婆还是情人，几杯酒喝下去，肉麻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最后说点实在话吧，他们说他，最讨厌你老不接电话，是不是手机坏了？来，去买一个，咱兄弟又不差这几个钱。说着，当真就把钱掏出来拍在了桌子上。这样的场面看似悲壮，实则十分尴尬。他想起身立刻走人，却做不到。他做什么解释呢？工作太忙了，还是——“你们不知道啊，我们那个鸟单位。”有人打圆场：是啊，当个记者不容易，每天都得写稿，为人民鞠躬尽瘁，哪像你们生意人，手指轻轻一点就是几十万进账……这话应该他来说，关键时刻他又没了这样的反击能力。敬酒吧，赔不是，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很快又和好如初，三五人搂在一起，自拍一个，发在同学微信群里。每人都拿着手机在录音，录完发送后都不忘重听一遍。他们聊起某个女同学，班花，校花，他们说他们那一届谁谁谁混得好，当他以唯一的记者身份也被他们列在有出息的名单里时，他内心突然有一种深刻的羞耻感，他感觉自己是个冒充成功的角色，突然混进了一个不该属于他的圈子，于是便有了一种随时被人揭发的危险，为了避免此种危险，他变得谨小慎微，如提着瓷器走在坎坷的小径上。

好不容易熬到深夜，从洋酒喝到啤酒，已经满地酒瓶子了，偶尔有人出去小便，总能踢得一路乒乓响，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走路脚跟都不着地了。他自诩酒量还行，这两年陪领导出席各种场合也长进了不少，但也头重脚轻了，上洗手间扣了两次，双手撑在脸盆上看着镜子里发青的脸，顿觉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可笑。终于没酒了，从大城市回来的同学大声喊来服务员，再来一件！其他人看来也都受不了了，忙说，算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改天再喝。于是一阵混乱的推搡抢夺，骂骂咧咧，服务员被呼来唤去，最终妥协——散了。七八个人歪歪斜斜，勾肩搭背地走在酒店的走廊里，他尾随其后，像个不关事的旁观者，或者是马拉松那个落队的人。兜里的手机又响了，不用看都知道是妻子打来的，干脆也就不看了。他们突然停下来等他，满脸是酒后僵持的笑容，叉着腰问：哪里有小姐？他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哼哼哈哈地陪着他们笑。他们看样子却很认真，说大城市扫黄，小姐都被扫回小县城了，你不清楚谁清楚啊，别装蒜了。他还真不清楚。他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人。他为难了，左顾右盼，似乎可以从身边找到答案。他们一下子看出他的窘态，哈哈笑成一团，开玩笑的，真是开玩笑的，你别当真，知道你是文化人，跟我们不一样。推推搡搡，大伙来到门口。他们各自摁响了门口泊着的车，唯有他两手空空。要不，那谁，你先送咱们的大记者回家。他忙说不用。他真的不用，县城能有多大，出了门，往左一拐便是人民路，随便叫个三轮车十块钱就能送到小区门口。他们坚持要送一程。不必了，大家都喝成这样，虽然这里没查酒驾，为了安全也不要开车了。他自认找了个好借口，忙着快步向前，走出几步，回头朝他们挥了挥手，就拐弯跑掉了。他如释重负，一路走回了家。

似乎就从那时候起，他就有了买车的想法。他跟妻子说，是应该买个车了。妻子看都没看他一眼，心想他肯定是在说着玩的，去年房子的首付加装修已经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他想买车的想法似乎也不是突然生起的，事实上前几年参加同学会，当他开着摩托车出现在母校操场，看到的却是满操场的私家车时，他就意识到不知道应该把摩托车往哪藏好了，就像内向的孩子去了陌生的人家不知道双手往哪放。好吧，他承认自己有致命的虚荣心。就像这么多年来，他得到的也不是真正的舒适。

可能是因为天气闷，他最近老觉得胸口急，像是被人扯着，有种紧绷感。隐约感觉有事要发生，却想不出手头还有什么事没处理。他是那种小事不过夜大事扛不住的人，领导吩咐下来的事情，他推掉所有事都得第一时间完成，否则就会有马上被辞退的危险似的。事实上，领导算个好人，至少没其他当官的坏，当然，好人也心软，在他看来，单位里判若帮派的站队再明显不过，他大多时候宁愿充当那模棱两可没立场的墙头草，心儿却也足够明亮，就像小时候在巷口看电影，一眼就能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又能怎样？工作不是电影，好人不被人发现坏人不被揭发，在他看来这也许就是现实的普遍现象，一想到这，他就满脑子的消极，像是小孩第一次意识到大人的话都是假的一样。

可喜的是，小区虽然僻离城区，却有一个足够大的花园，从八楼的阳台看出去，满眼的姹紫嫣红，他的心情会得到舒缓。自然也有不足之处——他只要把视线抬高半寸，保持平视，便可以通过前面两座楼房的间隙看见横卧的国道，说是国道，事实上也不像样，至少那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现状配不上那么威严的名词。车却少不了，小车、卡车、货柜车……他曾亲眼见过一辆货柜车把一架电单车压在底下，人肯定是没了的，他没敢围上去看，事后也不准家里人讨论。他作为业主委员会的秘书，曾带头做过努力，新闻稿都排好版了，最后一刻还是被领导撤了下来，领导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在邻居面前的信誓旦旦瞬间让他懊悔，业主们给开发商施加过压力，要求其实也不高，不过想在国道两旁设立栅栏。开发商给出的答复颇大气，说是国道即将改道，说不定就改成步行街了。这谎言一撒就没谱，业主们闹了几次，都翻脸了。他其实也不是积极分子，但因为是一个记者的身份，对方自然把他当眼中钉，怀疑他是背后的策划者。他哪里有那样的魄力，他其实是个怕事的人，何况已经有人把状告到报社去了，领导当然也不会明说，领导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小李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跟一帮乌合之众凑什么热闹啊，他便非常听话地彻底不管了。小区里的人背后怎么说他，他也不是不知道。

目光下垂，便满目风景，为何要抬高那么一寸呢？他站在阳台这样想。

妻子回乡镇的日子，他得充当奶爸。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一直都是妻子在打理。生活上的事好解决，孩子都乖巧，不会为难爸爸；倒是学习上，不好糊弄，老师特意建了一个家长微信群，哪位家长没辅导好孩子的作业便直接在群里点名批评。他都被点名几次了，儿子说你不要脸我还要呢。他自己也是当老师过来的，却从来没把学习上的责任推过给家长。

晚饭后，他得带着一对儿女到花园走两圈，这成了他一天中最为惬意的事情。木棉树和凤凰木从一栽上就已经足够高大了，没隔几个月，竟然还都开了花，先是木棉，后是凤凰，如竞赛一样，树木也跟人一样，挪了也能活。早在半年前，妻子其实是有机会调过来的，学校不在城区，离城区也不远，十多里路，刚好有一路公交到达，走一趟也不过十来分钟。做不到一步到位，这倒也是个权宜之计，问题出在那是所特殊学校，所谓特殊，说白了就是学生都不是正常人。妻子便犹豫了，心里没底，就好像担心“特殊”也可以传染。就那么一犹豫，机会也就错过了。后来一想，开始有些后悔，主要也是越到后面越发现希望渺茫，想要调进县城的老师太多了，谁都不想呆在乡镇。就好像一路看风景，总觉得好的还在后头，走到后头了才发现刚开始的就已经是最好的了。难免被贪心误了事。本来也没什么，凡事适应了也慢慢就成了自然，问题是老有人问起，同事或者小区里闲逛时遇到的熟人，第一句话，没话找话，总会问：你老婆的事办好没有？他每次都不想回答，却又不得不装出一副忧心的样子说，没呢，为了这事，可把我愁死了。问起的人似乎最想听到的就是这样的答案，似乎每次问起，也只是想看看他忧心的样子。所以，小区里的熟人，能避开就避开；或者干脆回答已经有眉目了，快了快了。他一脸假笑，大踏步就跨过了眼前的石阶。嗨，今天的花园的喷泉又停了。

一连几天，他脑子里想的都是特殊学校的事。再次把妻子调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他只是突然很感兴趣，所谓的特殊学校，到底是怎么个特殊法。他好歹也当过十多年教师，当然知道特殊学校是怎么回事，只是没亲眼见过，他突然感到某个诡异的心态，一个正常人，整天置身于一帮不正常的孩子中间，时间久了，是不是也会慢慢变得不正常起来，他这么想时，回头看着一对儿女并肩走在石板小径上，幸好他们是正常，假如，他在假设，他拥有的一对儿女也是不正常的，他该怎么面对——他不应该这么想，至少这样的想法他不敢与妻子公开讨论，那样等于找骂，他只是突然间有一种错位的感慨，他不知道如何阐述这特殊的时候产生的一种特殊想法——他想去那所特殊学校看看，不干什么，就想去看看。

妻子周五一回来在沙发坐下，就等他答复。

要不去学校看看？

他说这话一点底气都没有，他明知道妻子不会赞成这么无聊地出行。

什么学校？她作为一名老师，对学校有一种近乎敏感的苍白感。

特殊学校，就是一年前你有机会调过去的特殊学校。

妻子沉默了一大会儿，她看着他，不明白他为何会源起这么一个奇怪的想法。

不想就算了,我也是随便说说。

他转身去阳台抽烟。她希望他戒烟。实在戒不掉，他每次抽烟便只能去阳台。

他突然问：“你说一条国道真的有可能改成步行街吗？”

妻子竟然答应了。

一家人，骑一辆摩托车，幸好座位够长，不过也快坐不下了，只要小儿子再长大一点，这辆老铃木就载不下他们了。这事还真让他发愁，他准备下半年去驾校报名。听说现在驾照难考，不花个一年半载还真拿不下来。他想想也挺可怕，心里搁不了事的人，想着要花一年的时间去操心一件事，都有些恐怖了。

县里就这么一所特殊学校，如若在平时，谁也不会想起有这么一所学校的存在。路途倒是不远，往海边走，十里路的样子，前两年还是泥路，如今铺了沥青，不过也坑坑洼洼了。他虽然没去过学校，路却挺熟，有一年夏天，他隔三差五去海边洗澡——有时候会集中精力喜欢干某一件事。懒的时候他也可以连手都不抬一下。

学校建在一个山坡上，算占据了高地，似乎在担心哪一天海水上涨，把它给淹了。这样一来，即使海水淹了县城，也淹不了学校，他们一家爬上上坡的台阶，回头一望，县城竟像模具一样出现在眼底。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停下脚步决定生存在这里的人，竟然糊涂到会在一个小盆地上安家置业。海水应该还没有上涨过，否则也没有县城这几百年的历史，高高低低的房屋群，商品楼都选择在周围兴建。如此，盆地里又出现了更小的盆地，像是一个瓯里再套进去一个碗。他看着有些滑稽，想想这么多人生活在这里，每天进进出出，也不知道往高处看看自己所处的位置——可以说，一大帮无知者，无知地等着海水终有一天的上涨，再一起同归于尽。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如果……他一边回头爬台阶，一边手里还牵着儿子。他想，剩下的也许就是这么一座被称为“特殊”的学校，留下了也是一群特殊的人，这很讽刺吧。是的，自从小区维权事件之后，他便对“一群人”“一帮人”这样的字眼十分敏感，像是它们真会变成一群人一帮人，熙攘地朝他拥来，然后淹过去，如同上涨的海水，水过后，他永远不会是留下的物件，哪怕样子狼狈，他总是会被挟裹而去。身不由己也好，随大流也罢，他会成为那“一群人”“一帮人”中的一员。他多么不愿意啊，却拿自己没办法。

大门紧闭。看门的是个瘸腿的老头。

老头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是孩子的家长吗？

他摇摇头，看着自己一大一小一男一女一对儿女，似乎在回答老头，他的儿女在身边呢，都是正常人，不残疾也不自闭。

我们是老师，妻子补了一句。

老头说，老师可不愿意上这里来，上次来了一个新老师，没几天就跑了，是个小女孩，小女孩呆不住的……

他感觉老头是在说他的妻子，转而才清醒，妻子并没有来过这里执教。他一开始就把这一念头掐灭了，说起来还是教育局里一位哥们的建议，局里对于教师的调动太严了，尤其是从乡镇调往县里，不过倒也不是没办法，可以先到特殊学校去，那里缺人，也需要人，在那里呆个一年半载，再想办法调进县里来。

这是朋友的原话，确实不无道理。他质疑的倒不是程序的可操作性，他似乎也足够自信，认为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是他还没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再说他心里也隐隐害怕，就像一个陷阱等着他们进入，他怕妻子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倒不是人家不愿意放人，而是特殊的地方自有特殊的力量，谁又能保证呢？

现在想来，他却有些得意了。

他们一家在校门口站了许多，似乎也没有谁觉得不对。中途，他给守门的老头派了一支烟，老头迟疑着把烟接了过去，能感觉到他的急切，并马上点着抽了起来，然后说：“不是我不让哦，是学校规定了，封闭式管理，除了陪读的家人，外人不让进的。不这样可不行，万一有孩子溜了出去，不远处就是海了……是不是？”

他说：“我没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路过，来看看，我妻子差点成为这里的老师。”

老头说：“年轻人还真有心，是来海边玩的吧，旁边有个青云山，山上有个定光禅寺，有时间也可以去看看。”

他嘴里应着，似乎真的带一家大小来海边玩，顺带再逛了一圈禅寺，路过学校，便停下脚步看一看。

“要下课了。”老头说。

“走吧。”妻子突然说。

他看着她，明白了她的意思。他们刚一转身离开，下课铃声就响了，声音很大，像是防空警报。他差点被吓着。铃声过后，就是好久的沉寂，待他们骑着摩托车绕出下坡的弯道时，才听到校园内聒噪起来的孩子的喊叫声，简直有点撕心裂肺，竟然像极了前些时日他们扯着白布黑字在小区销售中心呼吁时的场景。

看来妻子的决定是正确的，如若不离开，他们的孩子估计会被吓着。

一路上，没人开口先说一句话。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虎头蛇尾的出游，跟之前的无数次一样。他把摩托车骑得飞快，凸凹的坡路上，全家人随着车子像公仔一样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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