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与林：当我们在谈论贫困时，我们在谈什么

我们是由一位摄影师（赵峰）和一位经济学家（林惠义）组成的华裔艺术组合“赵与林”。我们关注人类发展的转折点，使用统计、数学和计算技术的方法论融入艺术创作。我们在读大一时便认识了，可是我们的世界观却非常不一样。大学时林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学生，而我是读机械工程的。后来当我们分别进入了自己行业，还一直谈论对外界的一些看法。林成为了公务员，我成为了摄影师，我们尝试将所属于我们学科的核心看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

我们合作的第一个作品是《贫困线》，使用了众所周知的食物作为主要题材。它审视了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每天所面临的选择。整个项目开始于2010年，但是我和林关于贫困、经济和食物的讨论在那之前就开始了。我和林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因为各自家族在商业上的成功，所以我们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然而，在我们还处于学前、小学年龄时，两家的生意出于各种因素而破败了。在随后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的家庭在经济上都陷入了困境。我们看到了家长尤其是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勤俭节约，但怎么样也会努力让我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机会。所以我们总是感激我们所拥有的，无论多少。

由于我们生活在中国，所以首先做了中国的案例。林从国家年度报告入手，使用里面的数字来计算每个生活在贫困线标准的人每天的饮食开销。2010年的中国贫困线标准为每人每天生活支出3.28元。我清晰的记得2010年的北京已经有了星巴克，一杯咖啡的价格是20多元，相比来说，3.28元真的不多。那时候林确认了政策和数据判断作为国家级的标准还是比较合适的。之后我基于这笔预算，在北京从当地人去的不同场所——大型超市到菜市场购买食材。

买回来后，我们就要为这些食物拍照。刚开始，我们考虑在比较平白的背景上拍摄食物，但很快就感受到图像缺乏语境：它所传达的不能仅仅只是食物，也要包含我们想要分享的当地人的文化和地理背景。于是我们暂时终止了项目，开始绘制背景板。我们试验了好几种办法，最终决定买和食物同一天的当地报纸作为背景。这样不仅通过视觉标记提供了拍摄的位置，并且还是数据统计和购买食材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还显示了每个国家的文化象征。就像食物，报纸的定期分发以及其相对而言在人们的经济承受范围内，使其同样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使用。

我们完成了中国的案例后便和国内外朋友们做了分享。我们本以为静物的拍摄是很客观的方法，但大家对这个议题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观点，这反应出乎我们预料，对我们来说是个有意思的发展，而我们也对不同国家的情况感到好奇，所以开始在其他国家开展这个项目。我们每去到一个国家，就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拍摄当地的食物和报纸。我们发现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贫困线定义。贫困线大致上分为两类——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多数发展中国家引用的是绝对贫困线——它基于一天一个人所消耗的能量和营养，比如2100卡路里，计算出当地市场相应食物的菜篮子的价格，再加上非食物的基本消费组成，所以它是一个基本生存的概念。而相对贫困线更多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问题。很多欧洲国家采用这个方式，将人口中值收入的50%或60%定为贫困线。在发达国家，一般低收入家庭的支出也大部分是在非食物消费上。因此我们在《贫困线》项目的计算方式上也考虑了这一方面—我们在发展中国家使用的金额是贫困线的人平均每日收入或支出的金额，而在发达国家使用的金额基于贫困线上的人平均每日花费在食物上的金额。

去到每一个国家，我们都会走访了当地的菜市场和商店，并与当地人交流。我们去到的国家越多，就会从观察和思考中累积更多关于当地文化、经济和社会体系的知识。巴西是整个项目比较难执行的地方。2012年当我们去到里约热内卢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处于非常不同的状态：油价高涨、热钱流入、国家将主办足球世界杯，我所接触到的当地人对他们的未来都充满了信心。然而，市中心却没有多少经济实惠的超市，即使是在贫民窟，食物也非常得有限，并且比外面商场还更贵。后来我发现贫民窟的商店经常要向该地区的黑帮缴保护费，所以运营成本就变高了。最后，我找到了一个距离城市45分钟巴士路程的大超市，那里的食物更实惠。但单程巴士的票价就已经达到当地贫困线的每日预算了。除此之外，穷人通常也无法承担时间或额外的现金来批量购买食物。

日本是另一个有趣的研究案例。按照394日元（3.51欧元）的开支，大家可能会猜测食物将会是丰盛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超市中食物的价格高到令我们震惊：蔬菜、水果即使是非加工过的也非常贵。我们搜遍了东京周边的几个地方，想找到价格实惠的产品并不容易。一般来说，在消费越昂贵的国家，外出就餐很贵但超市里的食物通常要便宜得多，但日本的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在食品系统方面也是个有趣的例子。在纽约城市内，我们发现新鲜健康食材比如蔬菜水果、生肉等并不便宜，会购买健康食物的大多是白领高薪人士，而较实惠的食物往往是加工食品和快餐，这是整个食物生产和制造体系的结果。

我们对所得到的展览机会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从一个很简单的作品，慢慢发展并不断延伸，而成为了一个对于社会有影响、有作用的作品。在做了这么多展览后，我们在想是不是可以做一本摄影书呢。

三年前我们跑去东京参加了一个制作摄影书的工作坊，这是由策展人后藤由美所创办的。她邀请了两位荷兰的书籍设计师Teun van der Heijden 和 Sandra van der Doelen来教大家如何做摄影书。这两位是非常资深的摄影书设计师，他们连续设计了十几界的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书籍，同时也设计了很多优秀的艺术摄影书籍。参与者都是职业摄影师或是摄影爱好者，每个人带着自己的作品想要做成一本摄影书。

总体来说，我们的创作主要是关注人类发展的转折点，受到摄影、媒体、经济学和公共政策背景以及不同领域的专家输入的跨界推动。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关于价值和金钱的角色和重要性。我们在创作《贫困线》时研究了财富、收入、支出、贫困、贫富差距、社会阶层等，感受到社会和我们的关注点往往会在金钱上，不只是在食物和物品上，也会延申到个人和组织集体价值定义。我们探讨了价值和金钱的关系，做了相关研究，创作了《等值100:1》。这个项目的概念是指100个物体的市场价格等值于1个物件的市场价格。比如，一块进口巧克力和100根麻花是有等值物价。在这里，并不评价个体消费理念，而是基于社会学和统计学研究对经济现状进行侧写，诠释个体之间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差异。我们在同一条街道上购买两种不同的东西，探讨它们之间因为被人定义了价格而产生的价值区别。

去年我们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创作了全新的作品《等值—分散的价值体系》，这次的主角是馒头。早在拍摄《贫困线》时，馒头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食物。在中国，2010年时的一个馒头是5毛，如今，它慢慢涨到了现在的一元，发现到这个价格在中国的不同地方较为一致。在国内生活交易中，实体货币渐渐被电子付款替代，而在国外，他们也逐渐有了虚拟货币。从某种层面来说，钱的概念越来越模糊，货币价值也开始变得模糊。所以我们就用馒头作为一个衡量去购买不同的东西，与厕纸作个对比，与口罩、苹果耳机、不同的物品做对比。撇开了货币而与实物做起对比，我们对价值感观产生了新的感慨和更多提问。

另一个也与金钱和价值有关的作品是《无家》。我们用了大数据和卫星科技探讨这件作品。我们研究了全球首富，用谷歌搜到了他们的住宅地址，以及他们的成功故事和媒体人给他的评论。比如Facebook创办人扎克伯格，我们做了搜索以及通过谷歌地球获得住宅区域卫星图像做了合成。同时我们也关注了社会上另一组完全没有身份地位的人群—难民。我们研究了全球主要的难民区和逃难路径。比如缅甸的罗辛亚族，从他们的家乡经过海峡逃离到孟加拉，也获取了他们逃离路线的卫星图像做了合成。我们研究了他们背后的故事，发现到他们受到缅甸军队和人民的暴力行为，也是与Facebook上的谣言传播有关。这些不同的故事背后和大数据相关，科技是个能够带来利益的工具也可以是一个武器。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是个令人担心的现象。我们在展现这个作品时做了不同的组合。

往回看10来年的创作路程，我们从一个关注的社会问题开始，渐渐扩展到更大的平台与更多观众进行讨论。向前看，我们把视角投放在人类发展的转折点，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体系做出了更深入的探讨和提问。

赵与林(Chow and Lin)主要的艺术实践在于关注全球性的人类发展问题，使用统计、数学和计算技术的方法论融入艺术创作。赵与林的项目受到摄影、媒体、经济学和公共政策背景以及不同领域的专家输入的跨界推动。作品中探讨的主题包括贫困、贫富差距、消费主义、生态可持续性等等。他们居住于北京。他们凭借摄影书《贫困线》于2019年获得阿尔勒样书奖大奖，并于2021年正式出版（英文版本由Lars Muller出版，法文版本由Actes Sud出版）。《贫困线》入选MoMA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021摄影书单。

赵峰，198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机械学士学位，是一名华裔摄影师和导演。作品获得过多项国际荣誉，包括东京世界字体设计年赛、D&AD奖、世界新闻摄影奖、国家地理摄影奖和巴黎摄影奖等世界级奖项。

林惠义，1980年出生于新加坡。拥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学位、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和数学学士学位。获得过北京市政府奖学金以及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担任过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高级助理司长，以及国际市场调研集团中国研究总监。

网站：www.chowand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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